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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30
做大国付出的代价
■撰文/陆新之
导读: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想做大国,就要付出可观的综合成本。至于投入产出比是否划算,恐怕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一目了然。
印度总理辛格前不久在三军参谋长会议上明确提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各国间彼此的依存性和诸多威胁的跨国性,已经使得冷战时期发展起来的战略观念变得不合时宜,印度必须拥有应对新形势下各种安全挑战的战略。
而这个战略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三个支柱:一是从经济技术上增强自身实力;二是获得足够的防务能力;三是在战略和经济技术层面寻求伙伴关系。这是印度政府首脑首次在重要场合将经济技术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位置上。
印度的经济能否持续发展,不光是一个经济的问题,而是关乎印度能否实现其60年来晋身世界大国的梦想。印度政府能够有如此表态,殊为不易。且看印度国父尼赫鲁在其自传中的两句名言:“印度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什么都不是!”这番话之中的潜台词,接近于中国那种“不成功,便成仁”的价值取向。
印度要做世界级大国的梦想,有些学者认为是源于印度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却被英国殖民统治了200年的心理补偿。姑且不谈此论是否正确,但印度立国以来,一度在军事和外交上面着墨许多却是事实。
1998年,印度决定开发核武器,这显然是要成为世界大国的一种努力。而在发展核武器之前,印度的军事建设也投入了许多,其规模庞大的程度和国内的经济情况不成比例,发展远程导弹,建造航空母舰队,甚至租借俄罗斯的核潜艇。这些武装力量,或多或少都是并不富裕的印度实现世界大国梦想所支付的成本。
除了军事之外,印度对外交也特别感兴趣。在冷战时期与埃及、南斯拉夫等国发起不结盟运动,而应联合国请求派出维和部队,人数和次数都是名列前茅。但尽管如此,外交和军事的发展并未能实现其大国梦。
21世纪以来,印度十多年的经济改革终出成果,部分产业发展和舆论的不断推动,为印度带来“将震动世界”的预言。不过,印度朝野,似乎已经意识到,经济能否再进一步发展,改革能否再进一步深化,已是关乎成功还是成仁的民族荣辱问题。
印度的经济增长幅度虽然可观,但如以人均收入来计算,2004年只有617美元,距离经济起飞还尚远。而在吸引外资方面,其还不及中国的零头。现时让投资银行预测报告和美国舆论中津津乐道的印度经济成就,似乎还难以胜任带动印度全面崛起的火车头。
以令美国同行纷纷抱怨的印度软件行业为例,数以百万计算的印度精英程序员,已经能够开发出行销全世界的计算机软件,服务外包也是印度经济的另一支生力军,但面对印度的10亿人口,其在制造就业方面的贡献仍是杯水车薪。
随便谁到印度一二十天,都能感到印度以下的因素对于实现大国梦都是极大的障碍。例如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世袭的阶级制度、识字率、经济结构、政府的商业政策以及基础建设等。
不难发现,印度要实现真正崛起和经济起飞,在农业、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全面改革必不可少。不发展轻工业和重工业,10亿人口的大国就难以翻身。不全面发展上下游的轻重工业,印度的崛起神话也只能存在于隔着大洋赞叹其民主政治体制的北美洲媒体的展望文章之中。
面对一个前途未明的大国现状,谁在制造印度急起直追的神话?
有生意人这么认为, 印度的最热心追捧者是投资银行家,他们需要新市场吸引投资资金,他们对于印度的肯定就像对科技网络股的鼓吹般颇为神似。其次是美国政府对印度的支持也是司马昭之心。美国不欲中国独大,也要强调制度的优越性,所以才把印度的成就夸大;意图以印制中,也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战略。
当然,印度的改革不乏有令我们似曾相识之处。典型的例子是最近印度政府决定把130多年前的梦想化为现实。斥资约50亿元人民币,打通印度和斯里兰卡之间的暗礁群,建立一条亚洲的“巴拿马运河”。
这条运河仅可将原来大约70小时的航程缩短30小时,却会牺牲掉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的马纳尔湾保护区。印度为了一圆百年运河梦,可能要付出昂贵的生态代价。于是,印度国内也掀起了相关争论。这种在发展和环保之间的激辩,只是圆大国梦的成本之一。
在全球化的今天,无论是谁,其通向大国愿景的路途注定坎坷,绝无侥幸之理。

做大国付出的代价
■撰文/陆新之
导读: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想做大国,就要付出可观的综合成本。至于投入产出比是否划算,恐怕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一目了然。
印度总理辛格前不久在三军参谋长会议上明确提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各国间彼此的依存性和诸多威胁的跨国性,已经使得冷战时期发展起来的战略观念变得不合时宜,印度必须拥有应对新形势下各种安全挑战的战略。
而这个战略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三个支柱:一是从经济技术上增强自身实力;二是获得足够的防务能力;三是在战略和经济技术层面寻求伙伴关系。这是印度政府首脑首次在重要场合将经济技术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位置上。
印度的经济能否持续发展,不光是一个经济的问题,而是关乎印度能否实现其60年来晋身世界大国的梦想。印度政府能够有如此表态,殊为不易。且看印度国父尼赫鲁在其自传中的两句名言:“印度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什么都不是!”这番话之中的潜台词,接近于中国那种“不成功,便成仁”的价值取向。
印度要做世界级大国的梦想,有些学者认为是源于印度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却被英国殖民统治了200年的心理补偿。姑且不谈此论是否正确,但印度立国以来,一度在军事和外交上面着墨许多却是事实。
1998年,印度决定开发核武器,这显然是要成为世界大国的一种努力。而在发展核武器之前,印度的军事建设也投入了许多,其规模庞大的程度和国内的经济情况不成比例,发展远程导弹,建造航空母舰队,甚至租借俄罗斯的核潜艇。这些武装力量,或多或少都是并不富裕的印度实现世界大国梦想所支付的成本。
除了军事之外,印度对外交也特别感兴趣。在冷战时期与埃及、南斯拉夫等国发起不结盟运动,而应联合国请求派出维和部队,人数和次数都是名列前茅。但尽管如此,外交和军事的发展并未能实现其大国梦。
21世纪以来,印度十多年的经济改革终出成果,部分产业发展和舆论的不断推动,为印度带来“将震动世界”的预言。不过,印度朝野,似乎已经意识到,经济能否再进一步发展,改革能否再进一步深化,已是关乎成功还是成仁的民族荣辱问题。
印度的经济增长幅度虽然可观,但如以人均收入来计算,2004年只有617美元,距离经济起飞还尚远。而在吸引外资方面,其还不及中国的零头。现时让投资银行预测报告和美国舆论中津津乐道的印度经济成就,似乎还难以胜任带动印度全面崛起的火车头。
以令美国同行纷纷抱怨的印度软件行业为例,数以百万计算的印度精英程序员,已经能够开发出行销全世界的计算机软件,服务外包也是印度经济的另一支生力军,但面对印度的10亿人口,其在制造就业方面的贡献仍是杯水车薪。
随便谁到印度一二十天,都能感到印度以下的因素对于实现大国梦都是极大的障碍。例如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世袭的阶级制度、识字率、经济结构、政府的商业政策以及基础建设等。
不难发现,印度要实现真正崛起和经济起飞,在农业、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全面改革必不可少。不发展轻工业和重工业,10亿人口的大国就难以翻身。不全面发展上下游的轻重工业,印度的崛起神话也只能存在于隔着大洋赞叹其民主政治体制的北美洲媒体的展望文章之中。
面对一个前途未明的大国现状,谁在制造印度急起直追的神话?
有生意人这么认为, 印度的最热心追捧者是投资银行家,他们需要新市场吸引投资资金,他们对于印度的肯定就像对科技网络股的鼓吹般颇为神似。其次是美国政府对印度的支持也是司马昭之心。美国不欲中国独大,也要强调制度的优越性,所以才把印度的成就夸大;意图以印制中,也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战略。
当然,印度的改革不乏有令我们似曾相识之处。典型的例子是最近印度政府决定把130多年前的梦想化为现实。斥资约50亿元人民币,打通印度和斯里兰卡之间的暗礁群,建立一条亚洲的“巴拿马运河”。
这条运河仅可将原来大约70小时的航程缩短30小时,却会牺牲掉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的马纳尔湾保护区。印度为了一圆百年运河梦,可能要付出昂贵的生态代价。于是,印度国内也掀起了相关争论。这种在发展和环保之间的激辩,只是圆大国梦的成本之一。
在全球化的今天,无论是谁,其通向大国愿景的路途注定坎坷,绝无侥幸之理。

长春十四年:一个殖民城市的现代化史

◎ Darkma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年号“大同”,“定都”长春并改名“新京”。
对当时居留沈阳的日本人来说,“定都”长春的消息无疑是一炮重弹,冲击重重。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沈阳,日本工商业者在沈阳的经营也为时良久,很多人对沈阳之未来定位抱以较高的期望值。日伪控制的沈阳商工会议所在1932年3月向关东军陈情,请求重新考虑立案中的都市计划和“定都”长春一事,然大势已定,不可能重新来过。这样,居留沈阳的日本人也逐渐认可发展沈阳为工商业城市的定位,同年8月,沈阳商工会议所向日本政府内阁、满铁、“满洲国”提出有关沈阳工业振兴策略的建议。
回头看看长春,或许正是规模甚小,才让它雀屏中选。哈尔滨向来是俄国的政治据点,一时难以撼动;奉天(沈阳)同时有中国人和俄国人的政治势力存在;古都吉林又离交通大动脉南满铁路甚远……于是,几乎是白纸一片十三万人口的满铁控制的新城市长春,能胜过关东的两大都市奉天和哈尔滨,以及古城吉林入了关东军的法眼,开始了它十四年的“国都”建设。历史的吊诡因果无人能预见,只让这仅建城百余年的小城,拥有了一段奇特、迷失、屈辱而又无法抹去的历史。“大新京都市计划”便在这时开始了它的征途。
在伪满洲国成立前的一个月,关东军已经秘密派遣人到长春,调查旧市街的主要建筑物,完成了设置新政府临时办公地点的准备工作,并在吉林与当时的亲日派吉林省“省长”熙洽进行交涉,公布了以长春为中心,近20华里的四方区域的土地禁止买卖命令,事先防止土地的投机事件。3月份,满铁经济调查会开始长春都市计划的立案工作,4月,“满洲国”设立“国都建设局”自行开始研究。后来日本军方、满铁、“满洲国”三方面共同协商比较后,决定委托“满洲国”执行实施计划。而有关宫殿和办公街的位置,引起了满铁和“满洲国”的极大争议。满铁并不承取中国的都城组构原理,基于地形提出了宫殿不面南的计划案,而溥仪则发出了“绝对南面的严重声明”。至于把新的商业区安排在已成市街的南方,以及车站、工业区等,两个机构则基本意见一致。后来几经争议,终于在1932年11月,得出了最终案,双方都加以妥协,宫殿选址杏花村,正门朝南也得到了确认。
“国都”建设计划地区为200平方公里,计划建成区为100平凡公里,旧有市街为21平凡公里,第一期5年将为20平凡公里(后来改为21.4平方公里),容纳人口设定为最终50万人。

“新京都市计划”所涉金额之庞大,当时的日本财政几乎无法支持。根据计划,第1期五年的建设费用约为六千万日元,全额借款,以土地售款之收入偿还。“满洲国”的官员向法国联合财团寻求支持,并得到法国外交部的私下支持,日本人也想借此树立“满洲国”“门户开放”的形象,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以求站稳脚跟。
但由于其他日本官员和军方以及满铁对法国人设计及施工持反对意见,“国都建设局”不得不大大缩减了费用计划,第一年仅借款500万日元,而最终法国人被排除在外,仅留下了一个“外交部”厅舍矗立在今天的新民大街上。也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长春旧城区,就此成为一个彻底的日本现代建筑与规划的实验地,至今在日本的土木建筑史上,被大肆渲染。
计划大纲决定之后,“国都建设局”制订的实施计划在1933年1月得到满洲国的认可。地形测量工作基本在1935年完成,1936年,完成了92.7平方公里的农地收购,而到了1937年,一个新都市已经初见规模。
在规划中城市布局采取同心圆内向结构,以大同广场,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广场为中心,竖向以大同街,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大街,横向以兴仁大路,也就是今天的解放大路为轴线,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新市区。
这一期间的道路以两线直角交叉为原则,再加上放射系统、循环系统风格。满铁附属地的道路系统因为是对角线道路,所以有锐角的交叉点,而长春其他地区则是放射性干线道路、次干道等较狭窄道路也设计成之交状,后来因为日军为了打击抗日游击队,又修了计划实施区外的外围环状道路。这时的长春,干线道路大约有26到60米,分为快车线和慢车线,还成立了“满蒙车辆研究委员会”来解决东北地区的载货马车问题。长春街道的一个特征是市街地内存在后巷道路。上下水道,瓦斯,甚至电信线缆都在此后巷中。这使得长春的干线大街上,自由生长的树木成为一大特征,也让长春成为园林城市打下了基础。一直到现在,长春仍循南北走向为街,东西走向为路的命名法则,当时的道路名字,则都由伪满洲国的“总理”郑孝胥命名。
最为领当时亚洲之先的,则是长春成为了第一个全面实施冲水式厕所的亚洲城市。长春的下水道建设,采用污水和雨水分流模式。设计使雨水流入市内公园的人工湖,污水则放流入伊通河,不过,污水净化方式的研究,直到日本战败都没有完成,处理场也没有动工。
长春起伏的地型给规划专家们也带来了灵感,小河川流到的低地,基本都被开挖人工湖并设为公园,避免作为住宅用地。1940年,长春的公园、运动场、苗圃的面积累计达10.8平方公里,达到人均31平方米的高水准。很可惜的是,一些日据时期的绿地面积,在1949年以后,不同程度的遭到了工业用地和其他用地的侵占。
经过五年建设,长春在1937年末,已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人口33万的近代化都市。1937年9月,“国都”建设纪念典礼于大同广场举行。而“新京都市计划”的推进和“国都建设局”这个机构,也转交给了当时的“新京特别市”政府当局。
在1期计划中,道路、上下水道等工作都已大致完成,因此,以南岭为中心的文化设施、绿地公园建设成为第2期事业的中心。运动场,植物园都开始建设,至圣大路拓宽到60米,连接各个高校,但计划中的图书馆、美术馆和大会堂等日本人始终未等到开工机会。
在1941年第2期建设结束时,临时“国都建设局”划归“市工务处”,废止了“国都”建设计划的特别会计,日本人已经开始陷入不支状态。
从1939年前后开始,长春人口猛涨,在1941年达到了50万。居住、交通和物质供应问题日趋严重,主城区外的住宅开始兴建,孟家屯住宅区就是一例。由于战时能源紧张,公交亦非常困难,最终采取了水电和铁路资源来铺设地上电车。
实际上,“新京都市计划”对长春的都市交通原本是计划导入地铁的,第2期建设一开始,临时“国都建设局”就招揽来大阪市交通局的技术群,花了半年时间,做成了地下铁计划。以长春的地质条件,所需只要大阪的一半工程费用。不过,随着战争推进,这个计划也无迹而终。
由于国立公司和学校云集,以前的都市计划已经不能适用,1941年底新计划案出炉,1942年2月通过政府决定。然而截止战争末期都未能完成。这个计划人口达到100万,城市面积也扩大到了160平方公里。
事实上,之前的计划特征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继承,比如土地经营、设定绿化区、低温地的亲水公园化、直角交叉道路,禁止高架线,强制冲水测试等等,而且还扩大了在下风处的工业地区。也增加了一些新的特点,比如为避免路线型的商业街太过于冷清,所以将其设计成连接街廊型的集团式的商业区。在商业区,还限制建筑不能低于23米;而对于住宅区采用集团住区制,使市民生活组织化。标准住区单位人口为6000人,户数1200,面积约1平凡公里,依此组构成一个有生活方式地区别之有秩序的都市。可以说,“新京”都市计划在1期以土木为核心,2期以造园为核心,战争末期,则就是建筑师和法律制订者为主要影响了。
伪满洲国的皇宫到日本投降时,仅完成了地下部分,地上部分是后来仿拟完成的,也就是今天人们看到的吉林大学朝阳校区地质宫。从皇宫周围的布局来看,采用了古典的中国皇宫格调。这一城区的中轴线是顺天大街(今新民大街),北端的皇宫是伪满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伪皇宫前面的开阔地带是皇帝臣民休闲场所(即今天的文化广场)。另外,在今天长春一汽一带,还规划了更加庞大的皇宫备用地,可以看出,日本是准备长期占领东北的。
长春的都会史,在这十四年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并奠定了之后几十年了长春城建的格局。这个中国城市借鉴了19世纪巴黎的改造划模式和英国学者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论,有着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影子。直到如今,新长春的城市布局与以前并没有什么太大突破,不过是扩大了外围面积而已。而作为现代城市在中国的第一个标本,现代城市的大部分优点和缺陷,都可以在它身上找到。

长春十四年:一个殖民城市的现代化史

◎ Darkma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年号“大同”,“定都”长春并改名“新京”。
对当时居留沈阳的日本人来说,“定都”长春的消息无疑是一炮重弹,冲击重重。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沈阳,日本工商业者在沈阳的经营也为时良久,很多人对沈阳之未来定位抱以较高的期望值。日伪控制的沈阳商工会议所在1932年3月向关东军陈情,请求重新考虑立案中的都市计划和“定都”长春一事,然大势已定,不可能重新来过。这样,居留沈阳的日本人也逐渐认可发展沈阳为工商业城市的定位,同年8月,沈阳商工会议所向日本政府内阁、满铁、“满洲国”提出有关沈阳工业振兴策略的建议。
回头看看长春,或许正是规模甚小,才让它雀屏中选。哈尔滨向来是俄国的政治据点,一时难以撼动;奉天(沈阳)同时有中国人和俄国人的政治势力存在;古都吉林又离交通大动脉南满铁路甚远……于是,几乎是白纸一片十三万人口的满铁控制的新城市长春,能胜过关东的两大都市奉天和哈尔滨,以及古城吉林入了关东军的法眼,开始了它十四年的“国都”建设。历史的吊诡因果无人能预见,只让这仅建城百余年的小城,拥有了一段奇特、迷失、屈辱而又无法抹去的历史。“大新京都市计划”便在这时开始了它的征途。
在伪满洲国成立前的一个月,关东军已经秘密派遣人到长春,调查旧市街的主要建筑物,完成了设置新政府临时办公地点的准备工作,并在吉林与当时的亲日派吉林省“省长”熙洽进行交涉,公布了以长春为中心,近20华里的四方区域的土地禁止买卖命令,事先防止土地的投机事件。3月份,满铁经济调查会开始长春都市计划的立案工作,4月,“满洲国”设立“国都建设局”自行开始研究。后来日本军方、满铁、“满洲国”三方面共同协商比较后,决定委托“满洲国”执行实施计划。而有关宫殿和办公街的位置,引起了满铁和“满洲国”的极大争议。满铁并不承取中国的都城组构原理,基于地形提出了宫殿不面南的计划案,而溥仪则发出了“绝对南面的严重声明”。至于把新的商业区安排在已成市街的南方,以及车站、工业区等,两个机构则基本意见一致。后来几经争议,终于在1932年11月,得出了最终案,双方都加以妥协,宫殿选址杏花村,正门朝南也得到了确认。
“国都”建设计划地区为200平方公里,计划建成区为100平凡公里,旧有市街为21平凡公里,第一期5年将为20平凡公里(后来改为21.4平方公里),容纳人口设定为最终50万人。

“新京都市计划”所涉金额之庞大,当时的日本财政几乎无法支持。根据计划,第1期五年的建设费用约为六千万日元,全额借款,以土地售款之收入偿还。“满洲国”的官员向法国联合财团寻求支持,并得到法国外交部的私下支持,日本人也想借此树立“满洲国”“门户开放”的形象,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以求站稳脚跟。
但由于其他日本官员和军方以及满铁对法国人设计及施工持反对意见,“国都建设局”不得不大大缩减了费用计划,第一年仅借款500万日元,而最终法国人被排除在外,仅留下了一个“外交部”厅舍矗立在今天的新民大街上。也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长春旧城区,就此成为一个彻底的日本现代建筑与规划的实验地,至今在日本的土木建筑史上,被大肆渲染。
计划大纲决定之后,“国都建设局”制订的实施计划在1933年1月得到满洲国的认可。地形测量工作基本在1935年完成,1936年,完成了92.7平方公里的农地收购,而到了1937年,一个新都市已经初见规模。
在规划中城市布局采取同心圆内向结构,以大同广场,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广场为中心,竖向以大同街,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大街,横向以兴仁大路,也就是今天的解放大路为轴线,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新市区。
这一期间的道路以两线直角交叉为原则,再加上放射系统、循环系统风格。满铁附属地的道路系统因为是对角线道路,所以有锐角的交叉点,而长春其他地区则是放射性干线道路、次干道等较狭窄道路也设计成之交状,后来因为日军为了打击抗日游击队,又修了计划实施区外的外围环状道路。这时的长春,干线道路大约有26到60米,分为快车线和慢车线,还成立了“满蒙车辆研究委员会”来解决东北地区的载货马车问题。长春街道的一个特征是市街地内存在后巷道路。上下水道,瓦斯,甚至电信线缆都在此后巷中。这使得长春的干线大街上,自由生长的树木成为一大特征,也让长春成为园林城市打下了基础。一直到现在,长春仍循南北走向为街,东西走向为路的命名法则,当时的道路名字,则都由伪满洲国的“总理”郑孝胥命名。
最为领当时亚洲之先的,则是长春成为了第一个全面实施冲水式厕所的亚洲城市。长春的下水道建设,采用污水和雨水分流模式。设计使雨水流入市内公园的人工湖,污水则放流入伊通河,不过,污水净化方式的研究,直到日本战败都没有完成,处理场也没有动工。
长春起伏的地型给规划专家们也带来了灵感,小河川流到的低地,基本都被开挖人工湖并设为公园,避免作为住宅用地。1940年,长春的公园、运动场、苗圃的面积累计达10.8平方公里,达到人均31平方米的高水准。很可惜的是,一些日据时期的绿地面积,在1949年以后,不同程度的遭到了工业用地和其他用地的侵占。
经过五年建设,长春在1937年末,已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人口33万的近代化都市。1937年9月,“国都”建设纪念典礼于大同广场举行。而“新京都市计划”的推进和“国都建设局”这个机构,也转交给了当时的“新京特别市”政府当局。
在1期计划中,道路、上下水道等工作都已大致完成,因此,以南岭为中心的文化设施、绿地公园建设成为第2期事业的中心。运动场,植物园都开始建设,至圣大路拓宽到60米,连接各个高校,但计划中的图书馆、美术馆和大会堂等日本人始终未等到开工机会。
在1941年第2期建设结束时,临时“国都建设局”划归“市工务处”,废止了“国都”建设计划的特别会计,日本人已经开始陷入不支状态。
从1939年前后开始,长春人口猛涨,在1941年达到了50万。居住、交通和物质供应问题日趋严重,主城区外的住宅开始兴建,孟家屯住宅区就是一例。由于战时能源紧张,公交亦非常困难,最终采取了水电和铁路资源来铺设地上电车。
实际上,“新京都市计划”对长春的都市交通原本是计划导入地铁的,第2期建设一开始,临时“国都建设局”就招揽来大阪市交通局的技术群,花了半年时间,做成了地下铁计划。以长春的地质条件,所需只要大阪的一半工程费用。不过,随着战争推进,这个计划也无迹而终。
由于国立公司和学校云集,以前的都市计划已经不能适用,1941年底新计划案出炉,1942年2月通过政府决定。然而截止战争末期都未能完成。这个计划人口达到100万,城市面积也扩大到了160平方公里。
事实上,之前的计划特征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继承,比如土地经营、设定绿化区、低温地的亲水公园化、直角交叉道路,禁止高架线,强制冲水测试等等,而且还扩大了在下风处的工业地区。也增加了一些新的特点,比如为避免路线型的商业街太过于冷清,所以将其设计成连接街廊型的集团式的商业区。在商业区,还限制建筑不能低于23米;而对于住宅区采用集团住区制,使市民生活组织化。标准住区单位人口为6000人,户数1200,面积约1平凡公里,依此组构成一个有生活方式地区别之有秩序的都市。可以说,“新京”都市计划在1期以土木为核心,2期以造园为核心,战争末期,则就是建筑师和法律制订者为主要影响了。
伪满洲国的皇宫到日本投降时,仅完成了地下部分,地上部分是后来仿拟完成的,也就是今天人们看到的吉林大学朝阳校区地质宫。从皇宫周围的布局来看,采用了古典的中国皇宫格调。这一城区的中轴线是顺天大街(今新民大街),北端的皇宫是伪满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伪皇宫前面的开阔地带是皇帝臣民休闲场所(即今天的文化广场)。另外,在今天长春一汽一带,还规划了更加庞大的皇宫备用地,可以看出,日本是准备长期占领东北的。
长春的都会史,在这十四年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并奠定了之后几十年了长春城建的格局。这个中国城市借鉴了19世纪巴黎的改造划模式和英国学者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论,有着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影子。直到如今,新长春的城市布局与以前并没有什么太大突破,不过是扩大了外围面积而已。而作为现代城市在中国的第一个标本,现代城市的大部分优点和缺陷,都可以在它身上找到。

2005-11-28
经济观察报:这样的设想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孙立平:我觉得首先的一条,是暂停关涉社会中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正如前
面所指出的,在最近的几年中,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动机良好的改革,但这些改革实
施的结果,是成了一场利益掠夺的战争。而背后是利益扭曲机制在起作用。最近一
些地方在尝试的公车改革和所为“廉政保证金”,就是很值得警惕的。一些地方的
公车改革,实质上会变成了领导干部大幅度提高工资。有的地方搞“廉政保证金”
也成了变相提高公务员工资或增加一项社会福利。而且,这都是要由国家财政来支
出的。

其次,是对已经进行的改革进行完善,对其中已经造成严重利益失衡的环节进
行修复。比如,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整个社会的利
益格局也发生严重的失衡。因此,需要在这些改革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对改革中
造成的一些问题进行修复和完善。包括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对在改革中利益受损较
为严重的群体和个人进行必要的补偿。我们不应将这些措施看作是一种纠偏,而应
当看作是为巩固改革成果所必需的。

第三,对于迫不得已的改革必须事先准备过程中的博弈机制。在1980年代时,
改革所面对的阻力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要解决的主要是解放思想的问题。在那个
时候,来自利益对改革的干扰和扭曲至少还不是主要问题。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
在改革措施实施环节上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现在可以说扭曲的技巧已经相当
娴熟。如果不在一项改革措施制定之初就将反扭曲的机制考虑进去,改革措施在实
施过程中的走样变形甚至事与愿违,几乎就会是必然的。

第四,建立重启改革的机制。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改革困境:国企不改革效率
低下,甚至悄悄流失,但一改革就变成瓜分国有资产,而且被瓜分的资产也不见得
有比国有更高的效率;司法不独立,就会处在权力的支配之下,但司法一独立,可
能比现在要腐败得多。原因是在于,作为社会生活和秩序基础的底线已经被破坏,
基础秩序已经失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改革中所要确立的新体制,还是原来的
旧体制,都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只有重建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重建社会生活的底
线,才能维护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重启改革也才具备基本条件。

经济观察报:这样会不会延误一些必要的改革?

孙立平:雷曼兄弟公司2002年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中国最大的风险是拖延必要
的改革。这个说法我很同意。确实,中国的许多改革因为错过了合适的时机而付出
了更大的代价。但现在提出为了改革而治理整顿,并不是要拖延改革,更不是要否
定改革,而是要退一步进两步,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条件。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经济观察报:这样的设想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孙立平:我觉得首先的一条,是暂停关涉社会中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正如前
面所指出的,在最近的几年中,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动机良好的改革,但这些改革实
施的结果,是成了一场利益掠夺的战争。而背后是利益扭曲机制在起作用。最近一
些地方在尝试的公车改革和所为“廉政保证金”,就是很值得警惕的。一些地方的
公车改革,实质上会变成了领导干部大幅度提高工资。有的地方搞“廉政保证金”
也成了变相提高公务员工资或增加一项社会福利。而且,这都是要由国家财政来支
出的。

其次,是对已经进行的改革进行完善,对其中已经造成严重利益失衡的环节进
行修复。比如,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整个社会的利
益格局也发生严重的失衡。因此,需要在这些改革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对改革中
造成的一些问题进行修复和完善。包括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对在改革中利益受损较
为严重的群体和个人进行必要的补偿。我们不应将这些措施看作是一种纠偏,而应
当看作是为巩固改革成果所必需的。

第三,对于迫不得已的改革必须事先准备过程中的博弈机制。在1980年代时,
改革所面对的阻力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要解决的主要是解放思想的问题。在那个
时候,来自利益对改革的干扰和扭曲至少还不是主要问题。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
在改革措施实施环节上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现在可以说扭曲的技巧已经相当
娴熟。如果不在一项改革措施制定之初就将反扭曲的机制考虑进去,改革措施在实
施过程中的走样变形甚至事与愿违,几乎就会是必然的。

第四,建立重启改革的机制。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改革困境:国企不改革效率
低下,甚至悄悄流失,但一改革就变成瓜分国有资产,而且被瓜分的资产也不见得
有比国有更高的效率;司法不独立,就会处在权力的支配之下,但司法一独立,可
能比现在要腐败得多。原因是在于,作为社会生活和秩序基础的底线已经被破坏,
基础秩序已经失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改革中所要确立的新体制,还是原来的
旧体制,都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只有重建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重建社会生活的底
线,才能维护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重启改革也才具备基本条件。

经济观察报:这样会不会延误一些必要的改革?

孙立平:雷曼兄弟公司2002年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中国最大的风险是拖延必要
的改革。这个说法我很同意。确实,中国的许多改革因为错过了合适的时机而付出
了更大的代价。但现在提出为了改革而治理整顿,并不是要拖延改革,更不是要否
定改革,而是要退一步进两步,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条件。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孙立平教授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专访时候提到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注意!
“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学术界或政策研究者中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甚至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却是加剧社会不公平的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利益掠夺的手段。”

1990年代以来改革比休克疗法更激进
——改革共识基本破裂 人民需休养生息

孙立平

孙立平:改革到了哪一步?
时 间: 2005年9月20日下午
地 点: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人 物: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采访人:记者殷练

评价改革慎重把握

经济观察报:近段时间,在各种媒体上特别是网络上,有关改革评价的讨论越
来越多。

您如何看待这些讨论甚至争论?

孙立平:实际上,这个讨论在去年郎咸平引起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中,就已经
开始了。国企改制、国有资产流失、大批国企职工失业下岗,使得对国企改革的讨
论和反思已经不可避免。我们可以看到,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有些也相当尖锐,受到
抨击最多的,无疑是医疗、住房、教育这三个与大多数人利益相关的改革。而从目
前来看,有些讨论已经触及到改革中的一些更深层问题,比如,“20年的改革,谁
分享其利?”如何看待改革的成本与阵痛?改革成败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对改革需
不需要进行反思甚至批评?

但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担心,即这会不会导致对改革方向的否定?甚
至有人担心,现在是不是出现了一种否定改革的潮流?应当说,这种担心也不是没
有道理的。在去年国企改革的讨论中,郎咸平曾经提出国有企业的效率要高于民营
企业效率的观点,而更多的人则是从国企改革中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同时大批职
工的失业下岗等现象中,产生了一种留恋和怀念过去旧体制的情绪。这些观点和现
象引起很多人的担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医改报告,将
医改的不成功归咎于其市场化的取向,特别是报告对改革前医疗体制给予了相当的
肯定,这更引起了人们的敏感。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这场讨论,也许是一个契机,
因为讨论和反思已经不仅限于医疗体制改革,甚至也涉及对其他一些领域的改革甚
至整个改革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经济观察报:您怎样看待目前的改革以及近年来在思想理论界一直存在着的自
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观点?

孙立平:中国的改革已经有了27年的时间。纯粹以时间的意义说,27年相当
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直到文革结束的时间。27年改革最大的意义是使中国脱
离了旧的体制,而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开始成为国际大家庭一个正常的成员。
正因为如此,由中国、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国家汇聚而成的这次转型过程,成为自西
方现代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变。因此,对于改革的这个基本取向和
目标,无论如何都是要坚持的。中国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而且这个改革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但是,也必须看到,目前改革的处境也是严峻的。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
国改革中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凸现出来,这两个主题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
经济社会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这与1980年代的情形有很大不同。在
1980年代,市场经济因素在再分配体制的空隙中出现,并为当时在再分配体制中处
于边缘或劣势地位的人们带来了机会。这时市场与公平的关系大体是和谐的。但到
199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此种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朝向市场经
济的一些努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成为社会公平的对立物。特别是利益对于改革
的扭曲变形,使得一些改革的走向已经不是朝着一种新体制的建立,而是不合理的
利益瓜分。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改革的共识在破裂,动力在丧失,而且社会群体结
构已经产生深深的裂痕,政府宏观政策也往往进退失据。

关于近年来在思想理论界的论争,我觉得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改革以及
对改革态度的意识形态化问题。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
意识形态化的反应。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尽量去掉有关改革讨论中的
意识形态化因素,将改革作为一个可以理性进行反思和讨论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
说,国务院研究中心的医改报告更重要的意义,是开始去除有关中国改革讨论的意
识形态迷雾,而开始对中国改革进行理性和负责任的反思。

这不是说意识形态层面的讨论是无意义的。无论是在对改革的评论上还是在有
关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见解,但也
都造成了各自的问题。在去年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两者的僵硬
对立,妨碍了对一些要害问题的准确判断。

利益集团扭曲改革

经济观察报:对于近些年来一些改革的评价,既有来自学者的,也有来自民间
的。但无论是来自哪里,人们关注的焦点,似乎都与利益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孙立平:应当承认,近些年来,利益已经成为扭曲改革的一个基本因素。在利
益扭曲机制的作用之下,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
或财富掠夺的战争。住房制度改革几乎是最后一项利弊参半的改革。从一个方面说,
农村分了地,城里分了房,这是近些年虽然社会矛盾突出但整个社会大体稳定的根
本原因。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在住房制度改革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不公平现象,而
住房制度改革是将此前房改中存在和出现的这些不公平现象固定化和合法化了。而
在此前后的其他改革,大多是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结局。其中最能体现这
个特点的,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特别是改制。目前中国社会中愈来愈烈的贫富两极
分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在1980年代时,贫富差距主要还是从狭义的收入分配环节上产生的,当时人们
不满的主要是个体经营者与工薪阶层的收入差距,不同行业和单位的收入差距,以
及脑体倒挂等。但到1990年代,开始出现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最初时主要是通过
价差、利差、汇差等形式来实现的,据有学者估算,每年的流失有几千亿的规模。
而这三差的形成,就是所谓双轨制。在最近几年时间,除了上述两个因素之外,又
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就是财富掠夺。掠夺与瓜分是不同的,瓜分针对的是公共财
产,而掠夺则是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掏腰包。而这种掠夺,有相当一些是通过扭
曲改革的机制实现的。比如,人们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即住房、医疗和教育,
就是如此。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改革带来的。这是一种不负责任也不敢正
视现实的遁词。事情的复杂性在于,在最近几年间,必需进行的体制改革与财富掠
夺往往是同时发生的,甚至成为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这就是中国改
革在今天所面对的严峻局面。

经济观察报:人们一般都讲,改革也是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1980年代的改革
也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为什么1980年代改革引起的反响与现在是不一样的?
19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或中国改革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孙立平:改革是如何走到今天这地步的?从根本上说,是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措
施的机制已经形成。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
个是体制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
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过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
反过来会对变革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概括地说,在19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
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
具体表现为这些力量对体制的适应。而在整个1990年代,两者的关系开始发生根本
性的变化。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
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并且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改革的方向和实际的进程。其结果
就是,改革的过程越来越多地被一些社会力量集团所左右,甚至一种扭曲改革的机
制已经在开始形成。

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
前后,社会上特别是学术界或政策研究者中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
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
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
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
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
在这种现象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
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甚至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
到的却是加剧社会不公平的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
利益掠夺的手段。

经济观察报:扭曲改革的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是在改革措施制定的环节上,
还是在实施的环节上?

孙立平: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过程中,出发点良好且设计相对周密的改
革措施在实践中被扭曲从而走样变形,几乎成为一种通例。甚至,由于扭曲改革机
制的形成,正当的改革成果也会以畸形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突出地表现在国有企业
的改革及其私有化进程上。无论是从提高经济效益的角度还是从塑造新的市场主体
的角度看,国企改革都是完全必要的。但在事实上,国企改革成了瓜分国有资产的
盛宴和对原有国企职工的野蛮剥夺过程。其他如人事制度改革、公车改革、公务员
工资改革等都有可能重蹈覆辙。

在最初的时候,对改革的扭曲还主要是发生在政策实施的环节上。在我国,政
策制定和实施的偏离通常都比较大。在改革前,经济社会生活程序化的程度低,社
会动员成为运作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各级政府主要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目标
和要求,实际工作效果主要看执行部门的落实情况。在改革中,打擦边球、变通、
打左灯向右转等,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式,政策制定和偏离的程度进一步加大。
这些方式沿袭下来,也就成为一种习惯。当社会中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的时候,特
别是某些层级的政府或政府部门本身成为利益主体的时候,这些做法就开始成为扭
曲改革的机制。在那个时候,社会中利益群体或个别政府部门直接影响政策制定的
能力还很小。

而在最近几年间,随着利益群体的进一步发育,其对政策制定环节的影响明显
增强。在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些利益群体的影响和作用。
在最近几年的房地产领域,这种现象就相当明显。同时,随着政府部门利益主体化,
部门利益也开始成为影响决策甚至立法的重要因素。

由于这两个层面的因素,在最近这几年的改革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现象,
我把它叫做“改革陷阱”。“改革陷阱”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为了克服某种弊端而
出台一种措施,过一段时间后,弊端死灰复燃,结果是该种弊端和为了克服弊端所
采取的措施一起强化原来的弊端。最近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很容易出现这种后果。
比如在医疗改革中,为了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改变以
药养医的现象,同时要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但弄不好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短
时间内,医疗价格上来了,药品价格下去了;过一段时间,下去的药品价格又上来
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品价格高、医疗价格低变成医疗和药品的价格都高,患者
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公务员工资改革也是如此。按一些地方的做法,在制止非规范
化分配的同时,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应当说这是一个好的设想。在短时间内,
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很难确保不出现这样的情况:正式的工
资上去了,但过一段时间,非规范的奖金津贴又恢复了。这就是“改革陷阱”,我
们现在的许多改革都很难逃脱这种宿命。而背后的原因,无疑是利益关系和利益群
体的作用。

改革的共识、动力与策略

经济观察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条件?人们一个通常
的说法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式去解决。您怎么看这个
问题?

孙立平: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式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这个说法在理论上
当然是对的。因为要从根本上克服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弊端,需要通过
改革来建立一套新的体制。但是,我们讨论任何问题的时候,都不能离开现实的条
件。我们现在在现实中能够进行哪些改革?即使是一种相对理想设计的改革在现实
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进行这些深入改革的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具备不具
备?都是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改革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裂,改
革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中国的改革在过去27年的时间里走过了一个复杂的
过程。1980年代的改革,既导源于现实的危机,也为走向一个新社会的理想所激发。
而做大蛋糕的改革方式也成就了这种多少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可以说,1980年代
是一个对改革有着极大共识的年代。从1990年代初开始,在蛋糕继续做大的同时,
对蛋糕的重新瓜分过程也开始了。一些群体为改革付代价的现象开始出现。但这时
候,人们把这种隐痛更多地看作是一种必需的代价,是一种过渡中的暂时现象。从
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公共财富的瓜分已经开始演变为群体间的财富掠夺。国企
改革特别是国企改制,至少断送了一部分群体的梦幻,而另外一系列改革的结果,
是人们的生活更为艰难。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在19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
的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经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在一部分人的心
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财和私财的瓜分与掠夺,意味着
他们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负担的加重。在被称之为改革的社会过程中,社会不公
的现象与日俱增,而这种不公平感,正在日益瓦解改革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正面形
象。从另一个方面来看,1980年代广泛的改革联盟日益沦为狭小的改革既得利益集
团。改革动力已经基本丧失。改革动力的丧失来源于现实中改革代价承担者的出现,
以及人们对于自己成为改革代价承担者的恐惧。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全国大约有
6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被替代,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
亩;7000万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市中1.5亿人或失去或应得而未
得到社会保障,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
这都是我们在考虑改革条件时不得不正视的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也许需要一个“与民休息”的时间。

经济观察报:造成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其它原因?是否可以说改革的过程在很大
程度上已经失控了?

孙立平: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改革深入的阶段,我们没有能力在全面转
型阶段上采取不同于侵蚀阶段的改革策略,没有形成在转型阶段继续推进改革的基
本条件。

依据苏东改革的情况,改革大体可以分为侵蚀与转型两大阶段。如果仔细区分
一下,还可以加上重建阶段。侵蚀阶段的改革策略是个体性的自下而上对旧体制的
瓦解,而转型阶段则是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立法和制度建设。

在改革的初期,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叫作“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这个策
略在破除旧体制的阶段上是适宜的。但问题是,我们在转型阶段仍然沿袭了改革前
期的改革策略。比如,像国企改革这样涉及基本体制和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既没
有充分的社会讨论过程,也没有系统的立法。当去年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进行时,
一些省说,我们早就卖完了,怎么才讨论这个问题?对此有人形象比喻为,河上有
船,岸上有桥,而我们却一意孤行地摸石头过河。有人将中国改革称之为渐进式改
革。这是不确切的。事实上,我们在1990年代以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比休克疗法更
为激进,如国企的改革和工人失业下岗。所以区别不在于激进与渐进,而在于规范
与非规范。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许多改革几乎都是以非规范化的方式进行的。我
们现在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是与此有关的。

改革策略的转换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卡在政治
体制改革上。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转型期需要的推进改革的机制无法实行。
无论是整个社会对于改革的讨论,民众对于改革的参与,还是大规模的公正立法,
都需要这个条件。我们在面临一种选择:要么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形成转型阶
段所需要的改革策略,从而推进其他方面的深入改革,要么在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
情况下暂停其他改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其他改革很可能将这个社会引入歧
途。

关于立法的问题,我还要单说几句。我们现在除了立法滞后的问题之外,更重
要的问题是有法不依。也就是说,虽然一些法已经立了,但并没有真正将法律作为
推进改革和形成新体制的手段,人们习惯用的还是“政策”、“文件”、“决议”、
“精神”等非法律的手段。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这样的一些规定,在重要改革中
引起的纠纷,法院不予受理。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9月就下发了
一份名为“桂高法[2003]180号”的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
于当前暂不受理几类案件的通知》规定:对于13类“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社会关
注”的案件暂不受理。其中涉及国企改制的就有:“四、因企业改制或者企业效益
不好等原因出现的企业整体拖欠职工工资而引发的纠纷案件以及因劳动制度改革而
出现的职工下岗纠纷案件”;“五、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进行企业国有资产调整、
划转过程中引发的纠纷案件;政府参与或者依据政府的指令而发生的政策性‘债转
股’纠纷案件;因企业改制过程中违反民主议定原则或者因企业改制而引起的职工
安置纠纷案件”。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走样变形甚至某种程度的失控,就很难避
免。

经济观察报:这是否意味着,正是由于改革中无法转换转型阶段的策略,使得
改革成本出现了不合理的转嫁,并由此导致改革动力和共识的丧失?

孙立平:在改革过程中,有一对关系是很难协调的,就是建立新体制与实现社
会公平,换句话来说,是如何用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来建立新体制或建立一个相对
公平的新体制。在苏东,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好,我们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
题。这个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改革动力和共识的维护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必须
看到,破除旧体制所需要的条件相对简单,那时最主要的问题是解放思想和克服旧
体制既得利益的阻力。而建立新体制所需要的条件则复杂得多,需要更多更复杂的
条件。

为了改革,需要整顿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对中国的未来
至关重要。那么在实践的层面应当如何选择?

孙立平:目前的几种主张:一是继续深化改革;二是调整改革的模式,使多数
人受益;三是纠偏。

究竟做什么样的选择,需要形成几个最基本的判断:第一,前面我们已经说过,
不改革中国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必须坚持的,汇入世界主流文
明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第二,由于利益机制对改革的扭曲,一些改革最终成为一
场财富掠夺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对改革的共识与动力不能过分乐观;第三,由
于经济社会生活基础秩序已经崩解,在目前情况下,即使是一种新体制建立起来了,
也无法正常运转,一些必需的改革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举个例子,司法独立的
问题目前还是法学界不断呼吁的问题。从理论上说,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如
果考虑到我们社会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在我们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人们就
不能不有一种担心,如果司法真的独立了,司法腐败不知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
度。

从这样几个基本判断出发,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在这个时间
里,不要轻易进行涉及重大利益的改革,同时对此前的改革进行治理整顿,巩固已
有的改革成果,并重建改革的动力与机制。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其他方面的改
革无法进行,从而推进整个改革的条件尚不具备情况下的一种无奈选择。

孙立平教授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专访时候提到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注意!
“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学术界或政策研究者中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甚至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却是加剧社会不公平的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利益掠夺的手段。”

1990年代以来改革比休克疗法更激进
——改革共识基本破裂 人民需休养生息

孙立平

孙立平:改革到了哪一步?
时 间: 2005年9月20日下午
地 点: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人 物: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采访人:记者殷练

评价改革慎重把握

经济观察报:近段时间,在各种媒体上特别是网络上,有关改革评价的讨论越
来越多。

您如何看待这些讨论甚至争论?

孙立平:实际上,这个讨论在去年郎咸平引起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中,就已经
开始了。国企改制、国有资产流失、大批国企职工失业下岗,使得对国企改革的讨
论和反思已经不可避免。我们可以看到,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有些也相当尖锐,受到
抨击最多的,无疑是医疗、住房、教育这三个与大多数人利益相关的改革。而从目
前来看,有些讨论已经触及到改革中的一些更深层问题,比如,“20年的改革,谁
分享其利?”如何看待改革的成本与阵痛?改革成败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对改革需
不需要进行反思甚至批评?

但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担心,即这会不会导致对改革方向的否定?甚
至有人担心,现在是不是出现了一种否定改革的潮流?应当说,这种担心也不是没
有道理的。在去年国企改革的讨论中,郎咸平曾经提出国有企业的效率要高于民营
企业效率的观点,而更多的人则是从国企改革中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同时大批职
工的失业下岗等现象中,产生了一种留恋和怀念过去旧体制的情绪。这些观点和现
象引起很多人的担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医改报告,将
医改的不成功归咎于其市场化的取向,特别是报告对改革前医疗体制给予了相当的
肯定,这更引起了人们的敏感。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这场讨论,也许是一个契机,
因为讨论和反思已经不仅限于医疗体制改革,甚至也涉及对其他一些领域的改革甚
至整个改革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经济观察报:您怎样看待目前的改革以及近年来在思想理论界一直存在着的自
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观点?

孙立平:中国的改革已经有了27年的时间。纯粹以时间的意义说,27年相当
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直到文革结束的时间。27年改革最大的意义是使中国脱
离了旧的体制,而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开始成为国际大家庭一个正常的成员。
正因为如此,由中国、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国家汇聚而成的这次转型过程,成为自西
方现代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变。因此,对于改革的这个基本取向和
目标,无论如何都是要坚持的。中国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而且这个改革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但是,也必须看到,目前改革的处境也是严峻的。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
国改革中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凸现出来,这两个主题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
经济社会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这与1980年代的情形有很大不同。在
1980年代,市场经济因素在再分配体制的空隙中出现,并为当时在再分配体制中处
于边缘或劣势地位的人们带来了机会。这时市场与公平的关系大体是和谐的。但到
199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此种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朝向市场经
济的一些努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成为社会公平的对立物。特别是利益对于改革
的扭曲变形,使得一些改革的走向已经不是朝着一种新体制的建立,而是不合理的
利益瓜分。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改革的共识在破裂,动力在丧失,而且社会群体结
构已经产生深深的裂痕,政府宏观政策也往往进退失据。

关于近年来在思想理论界的论争,我觉得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改革以及
对改革态度的意识形态化问题。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
意识形态化的反应。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尽量去掉有关改革讨论中的
意识形态化因素,将改革作为一个可以理性进行反思和讨论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
说,国务院研究中心的医改报告更重要的意义,是开始去除有关中国改革讨论的意
识形态迷雾,而开始对中国改革进行理性和负责任的反思。

这不是说意识形态层面的讨论是无意义的。无论是在对改革的评论上还是在有
关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见解,但也
都造成了各自的问题。在去年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两者的僵硬
对立,妨碍了对一些要害问题的准确判断。

利益集团扭曲改革

经济观察报:对于近些年来一些改革的评价,既有来自学者的,也有来自民间
的。但无论是来自哪里,人们关注的焦点,似乎都与利益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孙立平:应当承认,近些年来,利益已经成为扭曲改革的一个基本因素。在利
益扭曲机制的作用之下,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
或财富掠夺的战争。住房制度改革几乎是最后一项利弊参半的改革。从一个方面说,
农村分了地,城里分了房,这是近些年虽然社会矛盾突出但整个社会大体稳定的根
本原因。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在住房制度改革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不公平现象,而
住房制度改革是将此前房改中存在和出现的这些不公平现象固定化和合法化了。而
在此前后的其他改革,大多是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结局。其中最能体现这
个特点的,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特别是改制。目前中国社会中愈来愈烈的贫富两极
分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在1980年代时,贫富差距主要还是从狭义的收入分配环节上产生的,当时人们
不满的主要是个体经营者与工薪阶层的收入差距,不同行业和单位的收入差距,以
及脑体倒挂等。但到1990年代,开始出现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最初时主要是通过
价差、利差、汇差等形式来实现的,据有学者估算,每年的流失有几千亿的规模。
而这三差的形成,就是所谓双轨制。在最近几年时间,除了上述两个因素之外,又
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就是财富掠夺。掠夺与瓜分是不同的,瓜分针对的是公共财
产,而掠夺则是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掏腰包。而这种掠夺,有相当一些是通过扭
曲改革的机制实现的。比如,人们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即住房、医疗和教育,
就是如此。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改革带来的。这是一种不负责任也不敢正
视现实的遁词。事情的复杂性在于,在最近几年间,必需进行的体制改革与财富掠
夺往往是同时发生的,甚至成为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这就是中国改
革在今天所面对的严峻局面。

经济观察报:人们一般都讲,改革也是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1980年代的改革
也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为什么1980年代改革引起的反响与现在是不一样的?
19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或中国改革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孙立平:改革是如何走到今天这地步的?从根本上说,是利益集团扭曲改革措
施的机制已经形成。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
个是体制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
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过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
反过来会对变革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概括地说,在19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
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
具体表现为这些力量对体制的适应。而在整个1990年代,两者的关系开始发生根本
性的变化。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
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并且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改革的方向和实际的进程。其结果
就是,改革的过程越来越多地被一些社会力量集团所左右,甚至一种扭曲改革的机
制已经在开始形成。

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
前后,社会上特别是学术界或政策研究者中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
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
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
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
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
在这种现象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
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甚至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
到的却是加剧社会不公平的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
利益掠夺的手段。

经济观察报:扭曲改革的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是在改革措施制定的环节上,
还是在实施的环节上?

孙立平: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过程中,出发点良好且设计相对周密的改
革措施在实践中被扭曲从而走样变形,几乎成为一种通例。甚至,由于扭曲改革机
制的形成,正当的改革成果也会以畸形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突出地表现在国有企业
的改革及其私有化进程上。无论是从提高经济效益的角度还是从塑造新的市场主体
的角度看,国企改革都是完全必要的。但在事实上,国企改革成了瓜分国有资产的
盛宴和对原有国企职工的野蛮剥夺过程。其他如人事制度改革、公车改革、公务员
工资改革等都有可能重蹈覆辙。

在最初的时候,对改革的扭曲还主要是发生在政策实施的环节上。在我国,政
策制定和实施的偏离通常都比较大。在改革前,经济社会生活程序化的程度低,社
会动员成为运作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各级政府主要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目标
和要求,实际工作效果主要看执行部门的落实情况。在改革中,打擦边球、变通、
打左灯向右转等,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式,政策制定和偏离的程度进一步加大。
这些方式沿袭下来,也就成为一种习惯。当社会中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的时候,特
别是某些层级的政府或政府部门本身成为利益主体的时候,这些做法就开始成为扭
曲改革的机制。在那个时候,社会中利益群体或个别政府部门直接影响政策制定的
能力还很小。

而在最近几年间,随着利益群体的进一步发育,其对政策制定环节的影响明显
增强。在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些利益群体的影响和作用。
在最近几年的房地产领域,这种现象就相当明显。同时,随着政府部门利益主体化,
部门利益也开始成为影响决策甚至立法的重要因素。

由于这两个层面的因素,在最近这几年的改革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现象,
我把它叫做“改革陷阱”。“改革陷阱”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为了克服某种弊端而
出台一种措施,过一段时间后,弊端死灰复燃,结果是该种弊端和为了克服弊端所
采取的措施一起强化原来的弊端。最近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很容易出现这种后果。
比如在医疗改革中,为了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改变以
药养医的现象,同时要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但弄不好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短
时间内,医疗价格上来了,药品价格下去了;过一段时间,下去的药品价格又上来
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品价格高、医疗价格低变成医疗和药品的价格都高,患者
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公务员工资改革也是如此。按一些地方的做法,在制止非规范
化分配的同时,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应当说这是一个好的设想。在短时间内,
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很难确保不出现这样的情况:正式的工
资上去了,但过一段时间,非规范的奖金津贴又恢复了。这就是“改革陷阱”,我
们现在的许多改革都很难逃脱这种宿命。而背后的原因,无疑是利益关系和利益群
体的作用。

改革的共识、动力与策略

经济观察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条件?人们一个通常
的说法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式去解决。您怎么看这个
问题?

孙立平: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式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这个说法在理论上
当然是对的。因为要从根本上克服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弊端,需要通过
改革来建立一套新的体制。但是,我们讨论任何问题的时候,都不能离开现实的条
件。我们现在在现实中能够进行哪些改革?即使是一种相对理想设计的改革在现实
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进行这些深入改革的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具备不具
备?都是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改革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裂,改
革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中国的改革在过去27年的时间里走过了一个复杂的
过程。1980年代的改革,既导源于现实的危机,也为走向一个新社会的理想所激发。
而做大蛋糕的改革方式也成就了这种多少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可以说,1980年代
是一个对改革有着极大共识的年代。从1990年代初开始,在蛋糕继续做大的同时,
对蛋糕的重新瓜分过程也开始了。一些群体为改革付代价的现象开始出现。但这时
候,人们把这种隐痛更多地看作是一种必需的代价,是一种过渡中的暂时现象。从
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公共财富的瓜分已经开始演变为群体间的财富掠夺。国企
改革特别是国企改制,至少断送了一部分群体的梦幻,而另外一系列改革的结果,
是人们的生活更为艰难。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在19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
的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经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在一部分人的心
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财和私财的瓜分与掠夺,意味着
他们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负担的加重。在被称之为改革的社会过程中,社会不公
的现象与日俱增,而这种不公平感,正在日益瓦解改革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正面形
象。从另一个方面来看,1980年代广泛的改革联盟日益沦为狭小的改革既得利益集
团。改革动力已经基本丧失。改革动力的丧失来源于现实中改革代价承担者的出现,
以及人们对于自己成为改革代价承担者的恐惧。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全国大约有
6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被替代,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
亩;7000万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市中1.5亿人或失去或应得而未
得到社会保障,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
这都是我们在考虑改革条件时不得不正视的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也许需要一个“与民休息”的时间。

经济观察报:造成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其它原因?是否可以说改革的过程在很大
程度上已经失控了?

孙立平: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改革深入的阶段,我们没有能力在全面转
型阶段上采取不同于侵蚀阶段的改革策略,没有形成在转型阶段继续推进改革的基
本条件。

依据苏东改革的情况,改革大体可以分为侵蚀与转型两大阶段。如果仔细区分
一下,还可以加上重建阶段。侵蚀阶段的改革策略是个体性的自下而上对旧体制的
瓦解,而转型阶段则是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立法和制度建设。

在改革的初期,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叫作“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这个策
略在破除旧体制的阶段上是适宜的。但问题是,我们在转型阶段仍然沿袭了改革前
期的改革策略。比如,像国企改革这样涉及基本体制和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既没
有充分的社会讨论过程,也没有系统的立法。当去年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进行时,
一些省说,我们早就卖完了,怎么才讨论这个问题?对此有人形象比喻为,河上有
船,岸上有桥,而我们却一意孤行地摸石头过河。有人将中国改革称之为渐进式改
革。这是不确切的。事实上,我们在1990年代以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比休克疗法更
为激进,如国企的改革和工人失业下岗。所以区别不在于激进与渐进,而在于规范
与非规范。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许多改革几乎都是以非规范化的方式进行的。我
们现在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是与此有关的。

改革策略的转换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卡在政治
体制改革上。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转型期需要的推进改革的机制无法实行。
无论是整个社会对于改革的讨论,民众对于改革的参与,还是大规模的公正立法,
都需要这个条件。我们在面临一种选择:要么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形成转型阶
段所需要的改革策略,从而推进其他方面的深入改革,要么在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
情况下暂停其他改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其他改革很可能将这个社会引入歧
途。

关于立法的问题,我还要单说几句。我们现在除了立法滞后的问题之外,更重
要的问题是有法不依。也就是说,虽然一些法已经立了,但并没有真正将法律作为
推进改革和形成新体制的手段,人们习惯用的还是“政策”、“文件”、“决议”、
“精神”等非法律的手段。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这样的一些规定,在重要改革中
引起的纠纷,法院不予受理。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9月就下发了
一份名为“桂高法[2003]180号”的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
于当前暂不受理几类案件的通知》规定:对于13类“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社会关
注”的案件暂不受理。其中涉及国企改制的就有:“四、因企业改制或者企业效益
不好等原因出现的企业整体拖欠职工工资而引发的纠纷案件以及因劳动制度改革而
出现的职工下岗纠纷案件”;“五、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进行企业国有资产调整、
划转过程中引发的纠纷案件;政府参与或者依据政府的指令而发生的政策性‘债转
股’纠纷案件;因企业改制过程中违反民主议定原则或者因企业改制而引起的职工
安置纠纷案件”。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走样变形甚至某种程度的失控,就很难避
免。

经济观察报:这是否意味着,正是由于改革中无法转换转型阶段的策略,使得
改革成本出现了不合理的转嫁,并由此导致改革动力和共识的丧失?

孙立平:在改革过程中,有一对关系是很难协调的,就是建立新体制与实现社
会公平,换句话来说,是如何用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来建立新体制或建立一个相对
公平的新体制。在苏东,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好,我们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
题。这个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改革动力和共识的维护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必须
看到,破除旧体制所需要的条件相对简单,那时最主要的问题是解放思想和克服旧
体制既得利益的阻力。而建立新体制所需要的条件则复杂得多,需要更多更复杂的
条件。

为了改革,需要整顿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对中国的未来
至关重要。那么在实践的层面应当如何选择?

孙立平:目前的几种主张:一是继续深化改革;二是调整改革的模式,使多数
人受益;三是纠偏。

究竟做什么样的选择,需要形成几个最基本的判断:第一,前面我们已经说过,
不改革中国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必须坚持的,汇入世界主流文
明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第二,由于利益机制对改革的扭曲,一些改革最终成为一
场财富掠夺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对改革的共识与动力不能过分乐观;第三,由
于经济社会生活基础秩序已经崩解,在目前情况下,即使是一种新体制建立起来了,
也无法正常运转,一些必需的改革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举个例子,司法独立的
问题目前还是法学界不断呼吁的问题。从理论上说,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如
果考虑到我们社会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在我们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人们就
不能不有一种担心,如果司法真的独立了,司法腐败不知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
度。

从这样几个基本判断出发,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在这个时间
里,不要轻易进行涉及重大利益的改革,同时对此前的改革进行治理整顿,巩固已
有的改革成果,并重建改革的动力与机制。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其他方面的改
革无法进行,从而推进整个改革的条件尚不具备情况下的一种无奈选择。

2005-11-27
《万科周刊》打造的明星经理们(2)
陆新之

为什么万科出去的职业经理人,在地产本行,越是职位高的,事业发展往往不如意呢?
《万科周刊》的第三任主编,是丁长峰。和前后几任的主编纷纷离巢外出不一样的是,这位瞒着家里人偷偷南下加盟万科的北大生,一直留任到现在,而且成为万科在长三角的领军人物。他在上海操作蓝乔圣菲的高档别墅项目,开发到第十年的城市花园新区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两条思路,都是非常有创意的,带来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上海区域的利润,已经接近整个万科集团的一半,算得上是半壁江山。
有一个说法是,万科的职业经理人,外出往往水土不服,所以万科培养机制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在周刊几任离开的编辑身上,似乎是特别明显。例如郭钧、林少洲,尤其是后来基本上在地产界销声匿迹的第五任主编姜宇。
万科有这样一个人力使用思路,就是对一个主管级人物是有足够耐心的。这个人进入的最初两三年是属于培养期,让他慢慢掌握专业技术、培养出一定能力。再干到第五年,对万科公司来说就合算了。因为这个员工后两年发挥的作用足以冲销前三年的投入。
所以,万科有相当一段时间,是不太害怕人才出走的,因为万科的培养机制,对于当时四五个核心城市的开发来说,人力资源供应是比较充足的。
万科成立20年,算得上较为长寿,因为各种理由离开的职业经理人相当多。根据我个人接触的情况来看,除了大家聚焦的这些明星级的职业经理人之外,大量中层的万科人在地产界和相关产业还是发展得很不错的。
例如,顺驰新上任的总裁汪浩,就是万科出来的。而在北京和上海乃至二三线城市,在不少著名楼盘项目的开发商以及服务商之中,也有很多万科旧人的身影。独当一面的大将也不少。
我在整理万科的资料的时候,就找出万科1994年到1997年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合照,我自己粗略估算一下,合照之中,留在万科的、出外创业和外出做经理人的比例,大约各占1/3。这就说明,离开万科的人,大约有一半能够继续在地产和相关行业延续经理人生涯。在过去20年,中国经济发生着剧烈变化,创业机会很多,很多地产企业也不成熟,万科输出的人力资源,能够有五成经受考验和诱惑,继续自己这种职业生涯,还是体现了王石在十几年前万科还是一个很小的公司的时候,就具有的打造中国职业经理人阶层的雄心的。
但为什么万科出去的职业经理人,在地产本行,越是职位高的,事业发展往往不如意呢?
首先从正面讲,万科有自己相对独特的企业文化,有相对成熟的管理平台,有相对成熟的一帮职业经理人资源,当你成为一个高级职业经理时你可以调遣一批小经理。万科的这种土壤、氛围已经非常好,当一个职业经理人在这里比较好,并不意味着去其他地方一样好。因为这些人身上都带着万科的光环,所以请他去的老板预期非常高,预期高是基于原来的表现,但是经理人一旦失去原来的土壤、平台,表演一定会大大折扣。
原来的万科是一个团队,你的个人能力并不是全能的。当然,请你去的老板一定不如万科,他一定在很多方面还是比较薄弱的,这时候你的舞台变了。万科培养的职业经理人往往不是全能冠军,但是他会把这些作为判断你的综合能力的标准,最后你会在老板心目中不断地降分,最后你就不合适了。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万科的职业经理人,很容易以自己是很成功的公司而自居,有点放大自己的一些老经验的作用。这样,他跟新公司的文化融合很难,企业文化融合不进去,平台发生变化不能调整过来,在老板心目中预期降低,对老板承诺的利益不兑现,结果就是不欢而散。
或许是因为1990年代中期的万科规模还比较小,董事长王石还比较有时间写文章讲道理,更加有时间来培养周刊的主编们入万科的模子。那时候的《万科周刊》主编,是列席总经理办公会这样高层职业经理人的会议,并且可以实地观摩企业管理人对于实际企业运作如何交流和对话,如何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方式,对于年轻人的成长,是极为有利的。
例如,第4任主编全忠就提到,王石是怎么样教他读报纸。当时王石选择的一份报纸是香港的《信报财经新闻》,这份报纸48版,从第一版怎么读,一直到第48版怎么读,王石就一版一版地教他。这只是王石培养万科干部的一个小例子。

《万科周刊》打造的明星经理们(2)
陆新之

为什么万科出去的职业经理人,在地产本行,越是职位高的,事业发展往往不如意呢?
《万科周刊》的第三任主编,是丁长峰。和前后几任的主编纷纷离巢外出不一样的是,这位瞒着家里人偷偷南下加盟万科的北大生,一直留任到现在,而且成为万科在长三角的领军人物。他在上海操作蓝乔圣菲的高档别墅项目,开发到第十年的城市花园新区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两条思路,都是非常有创意的,带来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上海区域的利润,已经接近整个万科集团的一半,算得上是半壁江山。
有一个说法是,万科的职业经理人,外出往往水土不服,所以万科培养机制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在周刊几任离开的编辑身上,似乎是特别明显。例如郭钧、林少洲,尤其是后来基本上在地产界销声匿迹的第五任主编姜宇。
万科有这样一个人力使用思路,就是对一个主管级人物是有足够耐心的。这个人进入的最初两三年是属于培养期,让他慢慢掌握专业技术、培养出一定能力。再干到第五年,对万科公司来说就合算了。因为这个员工后两年发挥的作用足以冲销前三年的投入。
所以,万科有相当一段时间,是不太害怕人才出走的,因为万科的培养机制,对于当时四五个核心城市的开发来说,人力资源供应是比较充足的。
万科成立20年,算得上较为长寿,因为各种理由离开的职业经理人相当多。根据我个人接触的情况来看,除了大家聚焦的这些明星级的职业经理人之外,大量中层的万科人在地产界和相关产业还是发展得很不错的。
例如,顺驰新上任的总裁汪浩,就是万科出来的。而在北京和上海乃至二三线城市,在不少著名楼盘项目的开发商以及服务商之中,也有很多万科旧人的身影。独当一面的大将也不少。
我在整理万科的资料的时候,就找出万科1994年到1997年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合照,我自己粗略估算一下,合照之中,留在万科的、出外创业和外出做经理人的比例,大约各占1/3。这就说明,离开万科的人,大约有一半能够继续在地产和相关行业延续经理人生涯。在过去20年,中国经济发生着剧烈变化,创业机会很多,很多地产企业也不成熟,万科输出的人力资源,能够有五成经受考验和诱惑,继续自己这种职业生涯,还是体现了王石在十几年前万科还是一个很小的公司的时候,就具有的打造中国职业经理人阶层的雄心的。
但为什么万科出去的职业经理人,在地产本行,越是职位高的,事业发展往往不如意呢?
首先从正面讲,万科有自己相对独特的企业文化,有相对成熟的管理平台,有相对成熟的一帮职业经理人资源,当你成为一个高级职业经理时你可以调遣一批小经理。万科的这种土壤、氛围已经非常好,当一个职业经理人在这里比较好,并不意味着去其他地方一样好。因为这些人身上都带着万科的光环,所以请他去的老板预期非常高,预期高是基于原来的表现,但是经理人一旦失去原来的土壤、平台,表演一定会大大折扣。
原来的万科是一个团队,你的个人能力并不是全能的。当然,请你去的老板一定不如万科,他一定在很多方面还是比较薄弱的,这时候你的舞台变了。万科培养的职业经理人往往不是全能冠军,但是他会把这些作为判断你的综合能力的标准,最后你会在老板心目中不断地降分,最后你就不合适了。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万科的职业经理人,很容易以自己是很成功的公司而自居,有点放大自己的一些老经验的作用。这样,他跟新公司的文化融合很难,企业文化融合不进去,平台发生变化不能调整过来,在老板心目中预期降低,对老板承诺的利益不兑现,结果就是不欢而散。
或许是因为1990年代中期的万科规模还比较小,董事长王石还比较有时间写文章讲道理,更加有时间来培养周刊的主编们入万科的模子。那时候的《万科周刊》主编,是列席总经理办公会这样高层职业经理人的会议,并且可以实地观摩企业管理人对于实际企业运作如何交流和对话,如何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方式,对于年轻人的成长,是极为有利的。
例如,第4任主编全忠就提到,王石是怎么样教他读报纸。当时王石选择的一份报纸是香港的《信报财经新闻》,这份报纸48版,从第一版怎么读,一直到第48版怎么读,王石就一版一版地教他。这只是王石培养万科干部的一个小例子。

2005-11-26

关于长春,我怎么只记得,最有名的就是《兵临城下》那一电影。其他印象不很深。

1948年6月25日  东北人民解放国围困长春战役开始,围城期间市内死亡十余万人。

当然,这里一度是内地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城市,很美。

1800年7月8日   清政府地设治,设立长春厅。

1825年      长春厅衙署迁到宽城子,即今天的西四道街一带。

1865年      长春商民募集资金修筑城墙。

1884年      长春厅抚民通判李金镛创办养正书院。

1901年      俄国人建成了长春的第一座火车站—宽城子火车站。

1906年      长春开埠后当地政府耗资白银九万两修建道台衙门。

1907年      日本人开始修建长春火车站,满铁长春附属地的规划和建设开始了。

1912年      吉长铁路通车。

1931年9月19日   日军攻占南岭兵营,长春沦陷。

1932年3月9日   伪满洲国成立,爱新觉罗 溥仪就任执政。

1934年3月1日   爱新觉罗 溥仪登基称帝,年号康德。

1932年11月    日本关东军主持《大新京都市计划》,开始大规模城市建设。

1945年8月19日   苏军进驻长春,日本关东军投降。

关于长春,我怎么只记得,最有名的就是《兵临城下》那一电影。其他印象不很深。

1948年6月25日  东北人民解放国围困长春战役开始,围城期间市内死亡十余万人。

当然,这里一度是内地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城市,很美。

1800年7月8日   清政府地设治,设立长春厅。

1825年      长春厅衙署迁到宽城子,即今天的西四道街一带。

1865年      长春商民募集资金修筑城墙。

1884年      长春厅抚民通判李金镛创办养正书院。

1901年      俄国人建成了长春的第一座火车站—宽城子火车站。

1906年      长春开埠后当地政府耗资白银九万两修建道台衙门。

1907年      日本人开始修建长春火车站,满铁长春附属地的规划和建设开始了。

1912年      吉长铁路通车。

1931年9月19日   日军攻占南岭兵营,长春沦陷。

1932年3月9日   伪满洲国成立,爱新觉罗 溥仪就任执政。

1934年3月1日   爱新觉罗 溥仪登基称帝,年号康德。

1932年11月    日本关东军主持《大新京都市计划》,开始大规模城市建设。

1945年8月19日   苏军进驻长春,日本关东军投降。

2005-11-25
菊花与刀在此埋葬
——————————————————————————–
2005年11月14日17:59 新世纪周刊
-撰文/王大卫
靖国神社,这个每每引发日本和其周边国家外交争端的地方。来到这里,你也许更能体会到日本军国主义在这个国度里的感召力,希望日本政界正确面对历史是多么的艰难。
去靖国神社是公元2005年秋天一个下午,游人稀少。

靖国神社正门前是大牌坊,日语称之为“鸟居”。牌坊和正门之间大约有30米,右侧是靖国神社内部缩略图,左侧是个水池。按照规定,进入前要用舀子盛些水,分别洒到左右手,然后漱口,算是进入前的准备活动。后来发现,其他寺庙也都有类似的要求。
靖国神社的大门和颐和园的正门差别不大,只是看上去简陋了些,日本人从来不讳言其建筑风格取自中国唐代。一位高级官员也在和我聊天时说,没有任何国家像日本一样从中国学到如此多的东西。然而他没说的下半句就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给中国带来如此大的伤害。
依稀记得进入正门后是小石子铺成的路面,踩上去沙沙作响。正对大门的就是拜殿,下午的阳光打在上面,略有些刺眼。拜殿前有菊花徽记的白幔,新闻界爱使用的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照片就是以此为背景。
菊花,象征着纯洁无瑕,而靖国神社里供奉的是历年来战死的日本军人,其中包括14名二战甲级战犯,本尼·迪克特与1946年写成《菊花与刀》,以此对日本人的性格进行总结。没想到,在靖国神社里这两个特性如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院子右侧有一个游就馆,名称源于《荀子·劝学篇》里的“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一进门,首先看到的是一架零式战斗机,虽然看上去很简单,但二战时它威力不小,和美军战机一对一毫不吃亏,大厅内侧还陈列着一列火车、一辆坦克和一门大炮。日军的坦克性能一般,机动能力强,当时只能在中国土地上显威风,但碰上苏制坦克和重武器就要吃亏了。
顺着指示牌前行,等于是上了一堂日本历史课。当然,这是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历史课,很多地方就是中国的屈辱史,只不过以一种推脱责任的语言来表达罢了。比如介绍所谓“南京事件”时说,日本攻打南京时,守军司令官唐生智命令抵抗,与城池共存亡,但他自己却逃之夭夭,日军进城后,南京城恢复了往日的和平与安宁。
再比如说,介绍卢沟桥事变时说,1937年7月,宋哲元道歉,但中国恐怖活动升级。还看到了二战时日本“翔鹤”号航母模型,以及伊东佑亨在甲午海战前做的一首诗:炮声震天地,血雨洒黄海。总之,这些介绍比那本扶桑社版的右翼教科书更渲染战争。
在讲述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一段时,以表格的形式列举了双方实力对比,清兵力为630,000人,日本参战兵力为240,616人,让我震撼的不是兵力数量对比,而是日本人把数字准确到个位,下面还有日本陆海军战死人数,也是精确到个位,而中国军队的数目则是“不详”。
精确到个位!那可是在1894年啊!黄仁宇先生总结中国历史兴衰时用了“数目字管理”这一说法。当然,他是指中国古代的财政税收缺乏“数目字管理”。然而,管理混乱、不重视个体、不尊重个人依然是今日中国的现象。
在结束游就馆的参观时,我看到了许多日本游客的留言,里面多是祈祷和平的字句,而小泉来此参拜却引发外交风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日本的内政”。作为中国人,我可以理解日本文化里对逝者的尊敬和死后“一切归零”的概念,但日本人,尤其是政治家,更应该理解受害国民众的心理。
相关专题:新世纪周刊

菊花与刀在此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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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14日17:59 新世纪周刊
-撰文/王大卫
靖国神社,这个每每引发日本和其周边国家外交争端的地方。来到这里,你也许更能体会到日本军国主义在这个国度里的感召力,希望日本政界正确面对历史是多么的艰难。
去靖国神社是公元2005年秋天一个下午,游人稀少。

靖国神社正门前是大牌坊,日语称之为“鸟居”。牌坊和正门之间大约有30米,右侧是靖国神社内部缩略图,左侧是个水池。按照规定,进入前要用舀子盛些水,分别洒到左右手,然后漱口,算是进入前的准备活动。后来发现,其他寺庙也都有类似的要求。
靖国神社的大门和颐和园的正门差别不大,只是看上去简陋了些,日本人从来不讳言其建筑风格取自中国唐代。一位高级官员也在和我聊天时说,没有任何国家像日本一样从中国学到如此多的东西。然而他没说的下半句就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给中国带来如此大的伤害。
依稀记得进入正门后是小石子铺成的路面,踩上去沙沙作响。正对大门的就是拜殿,下午的阳光打在上面,略有些刺眼。拜殿前有菊花徽记的白幔,新闻界爱使用的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照片就是以此为背景。
菊花,象征着纯洁无瑕,而靖国神社里供奉的是历年来战死的日本军人,其中包括14名二战甲级战犯,本尼·迪克特与1946年写成《菊花与刀》,以此对日本人的性格进行总结。没想到,在靖国神社里这两个特性如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院子右侧有一个游就馆,名称源于《荀子·劝学篇》里的“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一进门,首先看到的是一架零式战斗机,虽然看上去很简单,但二战时它威力不小,和美军战机一对一毫不吃亏,大厅内侧还陈列着一列火车、一辆坦克和一门大炮。日军的坦克性能一般,机动能力强,当时只能在中国土地上显威风,但碰上苏制坦克和重武器就要吃亏了。
顺着指示牌前行,等于是上了一堂日本历史课。当然,这是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历史课,很多地方就是中国的屈辱史,只不过以一种推脱责任的语言来表达罢了。比如介绍所谓“南京事件”时说,日本攻打南京时,守军司令官唐生智命令抵抗,与城池共存亡,但他自己却逃之夭夭,日军进城后,南京城恢复了往日的和平与安宁。
再比如说,介绍卢沟桥事变时说,1937年7月,宋哲元道歉,但中国恐怖活动升级。还看到了二战时日本“翔鹤”号航母模型,以及伊东佑亨在甲午海战前做的一首诗:炮声震天地,血雨洒黄海。总之,这些介绍比那本扶桑社版的右翼教科书更渲染战争。
在讲述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一段时,以表格的形式列举了双方实力对比,清兵力为630,000人,日本参战兵力为240,616人,让我震撼的不是兵力数量对比,而是日本人把数字准确到个位,下面还有日本陆海军战死人数,也是精确到个位,而中国军队的数目则是“不详”。
精确到个位!那可是在1894年啊!黄仁宇先生总结中国历史兴衰时用了“数目字管理”这一说法。当然,他是指中国古代的财政税收缺乏“数目字管理”。然而,管理混乱、不重视个体、不尊重个人依然是今日中国的现象。
在结束游就馆的参观时,我看到了许多日本游客的留言,里面多是祈祷和平的字句,而小泉来此参拜却引发外交风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日本的内政”。作为中国人,我可以理解日本文化里对逝者的尊敬和死后“一切归零”的概念,但日本人,尤其是政治家,更应该理解受害国民众的心理。
相关专题:新世纪周刊

《新世纪》周刊封面报道之
沁源车祸调查
■策划/陈磊
执行/张凡 程海涛 张蕊
摄影/张珂
月14日,20个学生(13男7女)和
一名男教师在清晨突然离去,山西沁源发生的这起特大车祸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在一条笔直的公路上发生了当地近几十年来最大的车祸,是偶然还是必然?
在清晨5点开始的跑步,似乎不符合城市人的认知,但却是农村乡镇中学的现实。有不少的老师跑着步开始了他们的学生生活,在学成归来后,依然带着下一批学生继续跑步。沁源县二中从1956年建校起就开始了“公路跑操”,这一传统一直坚持到了车祸发生的那一天。
据了解,“公路跑操”的现象在许多地方普遍存在。21条生命的逝去,再次唤起了人们对学校体育投入严重不足的关注。根据教育部规定,学生人数达1000人的学校,每人至少要有2平方米活动场地。但事实上多数学校都达不到这个标准,不少学校都是以“公路跑操”作为组织学生体育锻炼的主要方式。
“公路跑操”在现实的环境里成了一种习惯,尽管这样的习惯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
“疲劳驾驶”同样成为职业司机李孝波的职业习惯,在从事货物运输业的司机们看来,长途跋涉所必备的条件是能够抗疲劳,因而习惯性的疲劳驾驶成了这个行业令人担忧的根本问题。
也基于此,李孝波们一般是没有劳动合同的,只有口头约定,这让他们的疲劳驾驶处在一种失去保护的状态中。面对这样的习惯,目前的监管却显得有心无力,黎城县劳动部门的人说他们没有足够的办法来监督这样的行为。交警部门在把“疲劳驾驶”列为交通事故三大祸首的同时,除了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李孝波被拘捕了,21名学生和老师得到了432万赔偿和抚慰金,但是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来说,物质上的补偿却很难弥补心灵上的创伤。同样,这场事故隐藏在幸存者头上的精神创伤依然让他们颤抖。
其实,事故的隐患早已存在.这一次,政府又义无反顾地充当了灾难后果的埋单者,但是这样的埋单不会成为理性政府长期的施政行为。政府在紧急行动的同时,也应考虑如何从这些习惯中脱身出来,或者通过政策、法规的引导使这些习惯得到改变,恐怕将是这起车祸之后更应该做的事情。

《新世纪》周刊封面报道之
沁源车祸调查
■策划/陈磊
执行/张凡 程海涛 张蕊
摄影/张珂
月14日,20个学生(13男7女)和
一名男教师在清晨突然离去,山西沁源发生的这起特大车祸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在一条笔直的公路上发生了当地近几十年来最大的车祸,是偶然还是必然?
在清晨5点开始的跑步,似乎不符合城市人的认知,但却是农村乡镇中学的现实。有不少的老师跑着步开始了他们的学生生活,在学成归来后,依然带着下一批学生继续跑步。沁源县二中从1956年建校起就开始了“公路跑操”,这一传统一直坚持到了车祸发生的那一天。
据了解,“公路跑操”的现象在许多地方普遍存在。21条生命的逝去,再次唤起了人们对学校体育投入严重不足的关注。根据教育部规定,学生人数达1000人的学校,每人至少要有2平方米活动场地。但事实上多数学校都达不到这个标准,不少学校都是以“公路跑操”作为组织学生体育锻炼的主要方式。
“公路跑操”在现实的环境里成了一种习惯,尽管这样的习惯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
“疲劳驾驶”同样成为职业司机李孝波的职业习惯,在从事货物运输业的司机们看来,长途跋涉所必备的条件是能够抗疲劳,因而习惯性的疲劳驾驶成了这个行业令人担忧的根本问题。
也基于此,李孝波们一般是没有劳动合同的,只有口头约定,这让他们的疲劳驾驶处在一种失去保护的状态中。面对这样的习惯,目前的监管却显得有心无力,黎城县劳动部门的人说他们没有足够的办法来监督这样的行为。交警部门在把“疲劳驾驶”列为交通事故三大祸首的同时,除了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李孝波被拘捕了,21名学生和老师得到了432万赔偿和抚慰金,但是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来说,物质上的补偿却很难弥补心灵上的创伤。同样,这场事故隐藏在幸存者头上的精神创伤依然让他们颤抖。
其实,事故的隐患早已存在.这一次,政府又义无反顾地充当了灾难后果的埋单者,但是这样的埋单不会成为理性政府长期的施政行为。政府在紧急行动的同时,也应考虑如何从这些习惯中脱身出来,或者通过政策、法规的引导使这些习惯得到改变,恐怕将是这起车祸之后更应该做的事情。

周四安排周刊同事采访王勇峰队长。非常坦然的硬汉,而且有很多好玩的说法和表情。
特别是说,什么样危险的情况下,他都对自己有信心。
“我是登山家啊,嘿嘿,专门就是干这个的,所以不怕。”
“年轻时候,看到雪崩就兴奋;现在,雪山上听到哪怕再微小的一点异常声响,都会紧张得头发都有反应。”
照片过两天发上来。
人物文章由作家庄羽执笔,下周就能刊发在《新世纪》周刊上拉。
陆新之

周四安排周刊同事采访王勇峰队长。非常坦然的硬汉,而且有很多好玩的说法和表情。
特别是说,什么样危险的情况下,他都对自己有信心。
“我是登山家啊,嘿嘿,专门就是干这个的,所以不怕。”
“年轻时候,看到雪崩就兴奋;现在,雪山上听到哪怕再微小的一点异常声响,都会紧张得头发都有反应。”
照片过两天发上来。
人物文章由作家庄羽执笔,下周就能刊发在《新世纪》周刊上拉。
陆新之

2005-11-23
刘心武现象与《红楼梦》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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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2005年11月14日17:59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琴小帅
刘心武将他对《红楼梦》的研究称为“秦学”,认为研究《红楼梦》应该从书中涉及篇幅极少的秦可卿入手,从而引来“口诛笔伐”。而“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在电视上播出后,更是疑虑层出,《红楼梦》原来是部悬疑小说…… 如今,这一系列现象已然成为“刘心武现象”,这是继“超女”之后,又一件令大众热烈追看、讨论的大事件。







刘心武的观点似乎存在已久,但众多红学家并没有做太多理会。直到刘借着中央电视台的东风,忽然引发铺天盖地的“刘心武现象”,才给了众红学家一“激灵”,发现了事态的“严重性”。
随后讲座内容被结集成书,在书店热销,一时间刮起了“红楼新风”。当“刘旋风”的“秦学”让很多观众读者大呼其深奥之时,众红学家们则纷纷站出来指责刘的荒谬。
借东风引来的热闹
自从2004年CCTV10《百家讲坛》做了《红楼六人谈》的电视节目后,刘心武在该节目中讲述《红楼梦》的方式给栏目组编导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他再次受到邀请,从2005年4月至10月中旬,接连做了23期的“揭秘”讲座。而此系列讲座的收视率也一直排在整个《百家讲坛》栏目的前三位。
“他在央视用学术专家的身份来发言,误导大家,影响太大了。前几天有个东北的文化局局长就对我说《红楼梦》这个东西真深奥,是看了刘心武讲座以后才知道的。因为央视权威性高,观众信任它,以为《红楼梦》就真如刘心武所讲那样。虽然电视节目上的一些东西不能保证其正确性,但是作为大众传媒,第一不能去追求奇谈怪论,用哗众取宠的东西来获得收视率;第二不要相信某些名人,很多错误都是由名人造成的,许多名人的观点也非常荒谬。媒体对此要有判断能力。”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义江这样说。
中国第一历史研究院的著名红学家张书才也表示:“他(刘心武)是一个搞创作的,但他认为自己是在做学术研究。如果是写小说,那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是学术要有根据,不能瞎猜。在他之前没有人讲《红楼梦》这么长时间,这样会给人一种错觉,他讲了这么多集,那他的观点一定是正确的。如今的媒体都面临着经济问题,观众都爱看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百家讲坛》不能说是有意宣传某个观点,它不懂红学,也不太懂历史,我们可以表示宽容。但由此造成的结果应该违背了该节目的初衷,这会让人们对节目表示质疑。”
在红学家们“围剿”刘心武的同时也附带嗔怪了《百家讲坛》。其栏目制片人万卫回应道:“有这些争议我觉得是好事,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在普遍不受关注。如果没有人去看《红楼梦》,就更不会有争论,关心比不关心强。如果他们觉得刘心武‘胡’说,也可以来我们栏目‘正’说。我们的目的就是引起广大观众对《红楼梦》的关注。我不会因他们对刘心武讲座节目提出异议而对其有看法。”
同时《百家讲坛》的编导孟庆吉也表示,当初请刘心武来做讲座,是觉得他当过中学老师,又是作家,他有着比其他红学家更丰富的表达能力,而且又对《红楼梦》有着十多年的研究。何况在做节目之前,栏目组会和嘉宾签定相关合同,注明节目中所提到的观点“文责自负”。“我们只会把握宣传口径,不会把握学术口径,历史的东西我们把关比较严格,但文学毕竟不同于历史,我们也不是研究所。”万卫对《新世纪》周刊如是说。
面对“围剿”,刘心武在他的文章《我的初步回应》中这样说:2004年《百家讲坛》录制了《红楼六人谈》,那六个人里,有一位是蔡义江先生,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出现的情况,可能出乎他们意料,就是今年《百家讲坛》我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影响比较大,出书后又销得比较好。其实,这样的事态也同样出乎我的意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恳切地希望各方人士,如有兴趣,都不妨来研究一下。
被批驳的刘氏“误区”
“刘心武把《红楼梦》神秘化,好像另外有一个和小说完全不一样的谜底。这和老索隐派是一个路子。但老索隐派还能找出历史上和《红楼梦》相似的人物,而新索隐派影射的对象则是虚妄的,这比旧的索隐派还要可怕。”蔡义江说。“刘心武只是回头走了一条自红学产生之初就出现的索隐派老路,而这条路已被红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是走不通的。”
而刘心武对此的回应是“……我又不是由蔡先生等创始成立的那个学会的会员,不必受其章程和领导班子的约束管理,他批评我,怎么用这样的口气呢……”
在红学家张书才老先生的书桌上,摆放着杜春耕(另一位红学家,家中收集有版本最全的《红楼梦》和相关物品)赠送的《红楼解梦》等刘心武的“秦学”作品。翻开一看,里面早已被红笔标出各种漏洞和批示,满篇皆是。
“自圆其说,是做学术最起码的要求和最低层次,但用刘心武自己的话都不能自圆其说,到处充斥着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张书才说。如刘心武认为秦可卿和贾元春牵动着贾府或曹家的命运,从年龄来说,他说秦可卿生于康熙51年废太子 10月,死于20岁那年,死因是由于贾元春告发其身份。而后又说贾元春告发之时,正是乾隆登基的期间。对此说法,一直进行清史研究的张书才很快就用逻辑关系计算出其中的错误,而且秦可卿死时应是24岁而并非20岁。
据刘心武所说,元春比秦可卿要大六七岁,起初元春分给废太子处做宫女,后来废太子之子把元春重新分配给乾隆。但一个废太子的宫女如何能分给乾隆当妃子呢?
像这样的例子,张书才随便能举出一车来。“开始看刘心武的书时,以为里面有很多内容是他自己的东西,可仔细一看发现,有的可能是周汝昌先生的一句话,刘心武就把它放大了。本来周先生说的这句话虽然不对,但影响不会很大。但刘心武把这个展开来在电视上说,影响就太大了。”
《红楼梦学刊》副主编孙玉明说,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的第一个误区是为了证明脑子里冒出的某个想法,而去找证据。而那些证据很多都不能证明什么,不是铁证。“有些竟然是历史上根本查不着的”。
刘心武被指出的解读第二大误区是“生造”。刘心武所谓“回前诗”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翻遍所有版本的《红楼梦》,没有哪一回有回前诗,刘心武仅凭脂砚斋的几句评述。就将一百多回的《红楼梦》造出一百多首诗来……”
而作为学者大忌的治学不严是刘氏“秦学”被人揭的“第三短”。“刘心武为了证明秦可卿是太子之女、弘皙之妹,便从康熙第一次废太子讲起,把康、雍、乾三朝的这段历史都拉扯上。可是讲来讲去,都与秦可卿是太子之女没有关系,所以是有果没因。”孙玉明如是说。
在“戏说”和学术之间,蔡义江认为不能将就,“索性你就说我这是戏说《红楼梦》,我这是根据自己想象来进行的艺术创作。”
平民与“大老爷”
刘心武称自己是“平民红学家”,用来拨开红学各大家的“垄断权”。而蔡义江反驳道:“难道我们是贵族大老爷红学家?”
红楼梦学会成员表示“这是个松散的民间组织,不会有任何‘垄断’的情况出现。”但就群众基础来说,红学会一方要吃亏许多。刘心武的生动口才、电视上的频繁露面、畅销书的宣传无一不是接近大众的利器。口口声声的“平民”、“票友 ”,在姿态上拉近了和普通大众的距离。而那些红学专家却面临着被认为是“高不可攀”、“贵族大老爷”的尴尬困境。
首先,“大老爷”红学家在传播上处于劣势。通常红学家会在大观园和曹雪芹纪念馆两处定期讲学,鲜少走进大学校园,“有一点我觉得很不对,大学教授在外讲课都能拿很高的讲课费,而大学里请外面专家讲座是不给费用的。好像被请到北大和清华还是给了你面子,我就不买这个账。”
“我们又不是大款,红学家最穷了。”年过古稀的蔡义江虽说是红学界的活跃分子,但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最近我有一个讲座,是给北京朝阳区的老年居民讲的。他们说,出不了什么费用,我说没问题,我不冲你们的钱来,有这个意识就行了。”
另外,红学家的聆听者多为中老年人,偶尔才会有大学生跑去听。“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对大作家经典作品的重视程度上还是有距离的,在国外对海明威、歌德的纪念活动都很重大。以俄罗斯为例,奥运会组织者会让游客参观普希金博物馆,来访的国家领导也都会去参观契诃夫纪念馆。”
正如《百家讲坛》编导孟庆吉所说,之所以刘心武被大家关注,是因为太多红学家“躲在书斋里做学问,感觉有些清高。”蔡义江自己也感叹道:“年轻人会对我们有看法,比如我们守旧、太正统,红学家的东西过于枯燥,离大家太远。因为大部分老百姓对《红楼梦》并不了解,或者说有许多误解,在误解上再加误解就更不好了。大家会觉得红学家说起红学研究来都太刻板,缺乏趣味性。这也是对的,我们应该改正。一直以来,我们可以考证许多东西,可以把研究做得很清楚,但是讲给人家听的时候,应该学会做到浅显易懂。”
研究之道与现实意义
一本书研究了百年,从文学巨著、百科全书到如今的悬疑小说。想必曹雪芹也没想到,在辞世这么多年后他仍成为“ 问题”,众人纷纷炮制他的“绯闻”,而出生地和家世也随着“辩论”被搬来搬去。
“如果《红楼梦》真的有那么多谜底,那么当初曹雪芹早就累死了。它的意义是把生活搬到小说里,所以说《红楼梦》是古典小说跨进现代小说之门的代表作品。”蔡义江说,“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活动,之所以说它是一部文学巨著,是因为许多经验可以科学地继承下来。它为什么成功,为什么有那么强的感染力,后来的许多作家都受其影响,不管是巴金的《家》《春》《秋》,还是如今连续剧演出的《大宅门》,都与《红楼梦》不无关联。而热门作家张爱玲、金庸、古龙,甚至言情的琼瑶都受到过《红楼梦》的影响。”
而大部分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譬如古龙在一本武侠小说中描写房间景致的时候,就把《红楼梦》里的一副对联抄了去。金庸《鹿鼎记》写韦小宝要密奏康熙帝,在描述之前准备墨砚的句式中,就直接套用了曹雪芹对秦可卿卧室摆设描写的语句结构,只是把具体的物品换了换。“我觉得《红楼梦》对于现在文艺创作的最大意义就在于科学地总结、传递了它的艺术经验,可以批评和分析它,但要正确地讲。”
“如果《红楼梦》背后隐藏的都是血淋淋的政治斗争,那么它怎会让读者觉得享受和感动?如果是这样,我觉得《红楼梦》不会成为一本文学巨著。”张书才在研究《红楼梦》中坚持的观点是,“《红楼梦》就是一本小说,并没什么谜存在。有人强调前80回,我理解的基本观点是研究《红楼梦》就应该研究120回,因为这是一个整体。”

刘心武现象与《红楼梦》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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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2005年11月14日17:59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琴小帅
刘心武将他对《红楼梦》的研究称为“秦学”,认为研究《红楼梦》应该从书中涉及篇幅极少的秦可卿入手,从而引来“口诛笔伐”。而“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在电视上播出后,更是疑虑层出,《红楼梦》原来是部悬疑小说…… 如今,这一系列现象已然成为“刘心武现象”,这是继“超女”之后,又一件令大众热烈追看、讨论的大事件。







刘心武的观点似乎存在已久,但众多红学家并没有做太多理会。直到刘借着中央电视台的东风,忽然引发铺天盖地的“刘心武现象”,才给了众红学家一“激灵”,发现了事态的“严重性”。
随后讲座内容被结集成书,在书店热销,一时间刮起了“红楼新风”。当“刘旋风”的“秦学”让很多观众读者大呼其深奥之时,众红学家们则纷纷站出来指责刘的荒谬。
借东风引来的热闹
自从2004年CCTV10《百家讲坛》做了《红楼六人谈》的电视节目后,刘心武在该节目中讲述《红楼梦》的方式给栏目组编导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他再次受到邀请,从2005年4月至10月中旬,接连做了23期的“揭秘”讲座。而此系列讲座的收视率也一直排在整个《百家讲坛》栏目的前三位。
“他在央视用学术专家的身份来发言,误导大家,影响太大了。前几天有个东北的文化局局长就对我说《红楼梦》这个东西真深奥,是看了刘心武讲座以后才知道的。因为央视权威性高,观众信任它,以为《红楼梦》就真如刘心武所讲那样。虽然电视节目上的一些东西不能保证其正确性,但是作为大众传媒,第一不能去追求奇谈怪论,用哗众取宠的东西来获得收视率;第二不要相信某些名人,很多错误都是由名人造成的,许多名人的观点也非常荒谬。媒体对此要有判断能力。”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义江这样说。
中国第一历史研究院的著名红学家张书才也表示:“他(刘心武)是一个搞创作的,但他认为自己是在做学术研究。如果是写小说,那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是学术要有根据,不能瞎猜。在他之前没有人讲《红楼梦》这么长时间,这样会给人一种错觉,他讲了这么多集,那他的观点一定是正确的。如今的媒体都面临着经济问题,观众都爱看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百家讲坛》不能说是有意宣传某个观点,它不懂红学,也不太懂历史,我们可以表示宽容。但由此造成的结果应该违背了该节目的初衷,这会让人们对节目表示质疑。”
在红学家们“围剿”刘心武的同时也附带嗔怪了《百家讲坛》。其栏目制片人万卫回应道:“有这些争议我觉得是好事,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在普遍不受关注。如果没有人去看《红楼梦》,就更不会有争论,关心比不关心强。如果他们觉得刘心武‘胡’说,也可以来我们栏目‘正’说。我们的目的就是引起广大观众对《红楼梦》的关注。我不会因他们对刘心武讲座节目提出异议而对其有看法。”
同时《百家讲坛》的编导孟庆吉也表示,当初请刘心武来做讲座,是觉得他当过中学老师,又是作家,他有着比其他红学家更丰富的表达能力,而且又对《红楼梦》有着十多年的研究。何况在做节目之前,栏目组会和嘉宾签定相关合同,注明节目中所提到的观点“文责自负”。“我们只会把握宣传口径,不会把握学术口径,历史的东西我们把关比较严格,但文学毕竟不同于历史,我们也不是研究所。”万卫对《新世纪》周刊如是说。
面对“围剿”,刘心武在他的文章《我的初步回应》中这样说:2004年《百家讲坛》录制了《红楼六人谈》,那六个人里,有一位是蔡义江先生,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出现的情况,可能出乎他们意料,就是今年《百家讲坛》我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影响比较大,出书后又销得比较好。其实,这样的事态也同样出乎我的意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恳切地希望各方人士,如有兴趣,都不妨来研究一下。
被批驳的刘氏“误区”
“刘心武把《红楼梦》神秘化,好像另外有一个和小说完全不一样的谜底。这和老索隐派是一个路子。但老索隐派还能找出历史上和《红楼梦》相似的人物,而新索隐派影射的对象则是虚妄的,这比旧的索隐派还要可怕。”蔡义江说。“刘心武只是回头走了一条自红学产生之初就出现的索隐派老路,而这条路已被红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是走不通的。”
而刘心武对此的回应是“……我又不是由蔡先生等创始成立的那个学会的会员,不必受其章程和领导班子的约束管理,他批评我,怎么用这样的口气呢……”
在红学家张书才老先生的书桌上,摆放着杜春耕(另一位红学家,家中收集有版本最全的《红楼梦》和相关物品)赠送的《红楼解梦》等刘心武的“秦学”作品。翻开一看,里面早已被红笔标出各种漏洞和批示,满篇皆是。
“自圆其说,是做学术最起码的要求和最低层次,但用刘心武自己的话都不能自圆其说,到处充斥着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张书才说。如刘心武认为秦可卿和贾元春牵动着贾府或曹家的命运,从年龄来说,他说秦可卿生于康熙51年废太子 10月,死于20岁那年,死因是由于贾元春告发其身份。而后又说贾元春告发之时,正是乾隆登基的期间。对此说法,一直进行清史研究的张书才很快就用逻辑关系计算出其中的错误,而且秦可卿死时应是24岁而并非20岁。
据刘心武所说,元春比秦可卿要大六七岁,起初元春分给废太子处做宫女,后来废太子之子把元春重新分配给乾隆。但一个废太子的宫女如何能分给乾隆当妃子呢?
像这样的例子,张书才随便能举出一车来。“开始看刘心武的书时,以为里面有很多内容是他自己的东西,可仔细一看发现,有的可能是周汝昌先生的一句话,刘心武就把它放大了。本来周先生说的这句话虽然不对,但影响不会很大。但刘心武把这个展开来在电视上说,影响就太大了。”
《红楼梦学刊》副主编孙玉明说,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的第一个误区是为了证明脑子里冒出的某个想法,而去找证据。而那些证据很多都不能证明什么,不是铁证。“有些竟然是历史上根本查不着的”。
刘心武被指出的解读第二大误区是“生造”。刘心武所谓“回前诗”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翻遍所有版本的《红楼梦》,没有哪一回有回前诗,刘心武仅凭脂砚斋的几句评述。就将一百多回的《红楼梦》造出一百多首诗来……”
而作为学者大忌的治学不严是刘氏“秦学”被人揭的“第三短”。“刘心武为了证明秦可卿是太子之女、弘皙之妹,便从康熙第一次废太子讲起,把康、雍、乾三朝的这段历史都拉扯上。可是讲来讲去,都与秦可卿是太子之女没有关系,所以是有果没因。”孙玉明如是说。
在“戏说”和学术之间,蔡义江认为不能将就,“索性你就说我这是戏说《红楼梦》,我这是根据自己想象来进行的艺术创作。”
平民与“大老爷”
刘心武称自己是“平民红学家”,用来拨开红学各大家的“垄断权”。而蔡义江反驳道:“难道我们是贵族大老爷红学家?”
红楼梦学会成员表示“这是个松散的民间组织,不会有任何‘垄断’的情况出现。”但就群众基础来说,红学会一方要吃亏许多。刘心武的生动口才、电视上的频繁露面、畅销书的宣传无一不是接近大众的利器。口口声声的“平民”、“票友 ”,在姿态上拉近了和普通大众的距离。而那些红学专家却面临着被认为是“高不可攀”、“贵族大老爷”的尴尬困境。
首先,“大老爷”红学家在传播上处于劣势。通常红学家会在大观园和曹雪芹纪念馆两处定期讲学,鲜少走进大学校园,“有一点我觉得很不对,大学教授在外讲课都能拿很高的讲课费,而大学里请外面专家讲座是不给费用的。好像被请到北大和清华还是给了你面子,我就不买这个账。”
“我们又不是大款,红学家最穷了。”年过古稀的蔡义江虽说是红学界的活跃分子,但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最近我有一个讲座,是给北京朝阳区的老年居民讲的。他们说,出不了什么费用,我说没问题,我不冲你们的钱来,有这个意识就行了。”
另外,红学家的聆听者多为中老年人,偶尔才会有大学生跑去听。“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对大作家经典作品的重视程度上还是有距离的,在国外对海明威、歌德的纪念活动都很重大。以俄罗斯为例,奥运会组织者会让游客参观普希金博物馆,来访的国家领导也都会去参观契诃夫纪念馆。”
正如《百家讲坛》编导孟庆吉所说,之所以刘心武被大家关注,是因为太多红学家“躲在书斋里做学问,感觉有些清高。”蔡义江自己也感叹道:“年轻人会对我们有看法,比如我们守旧、太正统,红学家的东西过于枯燥,离大家太远。因为大部分老百姓对《红楼梦》并不了解,或者说有许多误解,在误解上再加误解就更不好了。大家会觉得红学家说起红学研究来都太刻板,缺乏趣味性。这也是对的,我们应该改正。一直以来,我们可以考证许多东西,可以把研究做得很清楚,但是讲给人家听的时候,应该学会做到浅显易懂。”
研究之道与现实意义
一本书研究了百年,从文学巨著、百科全书到如今的悬疑小说。想必曹雪芹也没想到,在辞世这么多年后他仍成为“ 问题”,众人纷纷炮制他的“绯闻”,而出生地和家世也随着“辩论”被搬来搬去。
“如果《红楼梦》真的有那么多谜底,那么当初曹雪芹早就累死了。它的意义是把生活搬到小说里,所以说《红楼梦》是古典小说跨进现代小说之门的代表作品。”蔡义江说,“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活动,之所以说它是一部文学巨著,是因为许多经验可以科学地继承下来。它为什么成功,为什么有那么强的感染力,后来的许多作家都受其影响,不管是巴金的《家》《春》《秋》,还是如今连续剧演出的《大宅门》,都与《红楼梦》不无关联。而热门作家张爱玲、金庸、古龙,甚至言情的琼瑶都受到过《红楼梦》的影响。”
而大部分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譬如古龙在一本武侠小说中描写房间景致的时候,就把《红楼梦》里的一副对联抄了去。金庸《鹿鼎记》写韦小宝要密奏康熙帝,在描述之前准备墨砚的句式中,就直接套用了曹雪芹对秦可卿卧室摆设描写的语句结构,只是把具体的物品换了换。“我觉得《红楼梦》对于现在文艺创作的最大意义就在于科学地总结、传递了它的艺术经验,可以批评和分析它,但要正确地讲。”
“如果《红楼梦》背后隐藏的都是血淋淋的政治斗争,那么它怎会让读者觉得享受和感动?如果是这样,我觉得《红楼梦》不会成为一本文学巨著。”张书才在研究《红楼梦》中坚持的观点是,“《红楼梦》就是一本小说,并没什么谜存在。有人强调前80回,我理解的基本观点是研究《红楼梦》就应该研究120回,因为这是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