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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31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
新年第一贴,认识多年的杨大师再次赠言,今年是在下运势转为强劲的第一年,过去几年的反复与流转,原来只是热身和准备,以后才是好日子。感觉也是这样,做事情这几年越来越顺,有提速之感。
2005,发生不少事情。职场生涯十三四年,原以为已经经验够多,不料2005才知道,还有那么多有趣事情,很多第一次,很长见识,当浮一大白。
有两天假期,将工作已经布置出去,又不便打扰客户,看来可以做个小小的排名盘点。
明天再续。
陆新之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
新年第一贴,认识多年的杨大师再次赠言,今年是在下运势转为强劲的第一年,过去几年的反复与流转,原来只是热身和准备,以后才是好日子。感觉也是这样,做事情这几年越来越顺,有提速之感。
2005,发生不少事情。职场生涯十三四年,原以为已经经验够多,不料2005才知道,还有那么多有趣事情,很多第一次,很长见识,当浮一大白。
有两天假期,将工作已经布置出去,又不便打扰客户,看来可以做个小小的排名盘点。
明天再续。
陆新之

想起我第一台笔记本,东芝3440

那是2001年春节前,在三联生活周刊任职的时候,第一次买的水货,还13000多拉!

◢轻薄型东芝toshiba 3440
◢奔腾III500
◢128M内存
◢6G硬盘
◢声卡
◢10/100M网卡
◢网卡
◢1394高速接口
◢红外线
◢USB接口
◢11.3“TFT(高分屏,可上1024*768)
◢锂电




想起我第一台笔记本,东芝3440

那是2001年春节前,在三联生活周刊任职的时候,第一次买的水货,还13000多拉!

◢轻薄型东芝toshiba 3440
◢奔腾III500
◢128M内存
◢6G硬盘
◢声卡
◢10/100M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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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TFT(高分屏,可上1024*768)
◢锂电




标题: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郎咸平讲座笔记以及感想

发信站:水木社区(ThuDec2200:25:022005),站内

今天朗闲平的演讲结束之后,我没有像往常一样骑车回到宿舍,而是出了东门,走进了一家咖啡厅。我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好好沉淀一下他今天这两个小时里抛出的形形色色的思想。

到目前为止我对他演讲的积极意义还是持极大的肯定意义的,包括其个人的魅力、学术的造诣以及大师的风格,都是先要高山仰止一下的。但是我对其演讲还是持有一定个人的保留意见,因为没有想的太清楚,只是逻辑上感到有问题,所以在后面简单的提出来待以后继续思考。

首先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演讲的主要内容,我先不评论,只是原文不动的讲他的主要观点。

今天的演讲总的题目叫做: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一个宏伟至极的题目。事实上,朗教授也是非常激动的说,今天把他这么多年思考的精华都在清华的讲堂上讲出来,希望大家和他一起见证历史。

演讲先从福利经济学的帕类托改进讲起,讲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精髓的一本微观经济学最后一章得出的福利改进是在不损害一部分利益的基础上改进其他人的效用。也就是说,现代资本主义的精髓最后总结出来一个帕类托改进的福利,是兼顾公平的一种发展。

那么改革也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一部分人富起来也应该在不损害其他人利益的基础上。邓小平讲一部人先富起来的大环境是一个极度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他没说出来不能让其他人变得更穷的话,但其实是不言自明的。

然后他就从现代的中国回到了西方的古典经济学家时代,开始回顾近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演进。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一个里程碑。其思想核心是市场的力量,看不见的手。这标志着原始资本主义思潮的开始。之后的一百年西方的工业革命开始进行,社会在不断动荡间前行。

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发表。从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对原始资本主义的不断冲击。

英美两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追求公平的社会呼吁,开始了他们工程浩大的对资本主义改造的过程。

首先是司法改革。英国国王所创立的普通法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革命之一。因为这种陪审团制度是对我们传统的社会(尤其在中国尤其严重)的精英主义的很大颠覆。于是,资本主义开始了其社会主义化的过程。

其次,反托拉斯法的出台标志着调和资本家和劳动人民矛盾的开始。美国通过股票市场重新进行财富的再分配,由大股东持股逐渐演变成今天的全民持股。另外,他顺便讲到,只有普通法系的国家股票市场才能够健康发展。

之后的思潮又有反复,比如说50年代之后以弗里德曼和哈耶科的新自由主义又重新呼唤自由、民主、市场等自由化理念。重新又回到了亚当斯密的核心思想,历史至此走了一个循环,但还在继续。

朗教授讲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的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配套了各项制度建设,又引入了陪审团制度的大陆法系等。我们最害怕出现的事情就是简单的搬西方的表面的一些东西,而不注重他的历史成因以及实质。

之后他又分别谈了中国的几个改革:

国企改革:主张用经理人制度配套信托责任的法制监管来改善国有企业的表现。委托代理问题所引起的道德风险以及经理人与股东利益不一致的问题已经在西方研究了很长时间了,国企改革不必要走私有化的路。

教育改革:市场化的方向是忽略了配套措施。另外教育就是攻击与需求不平衡的,难道市场化是要追求这种平衡?

医疗改革:市场化不是零蛋妙药。

股改:我们的政策跟英国的完全不同。

政治体制改革:不要轻易引进。因为配套制度不足。新加坡和香港在九七之前都没有民主和舆论监督,但政府却是最有效率的。

OK,复述完了,朗教授的伟大之处就不说了,重点说我的质疑:

1,帕类托改进真的是我们在改革中所应追求的目标吗?好像改革从来都不是帕类托改进这样美好的,都是一个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和斗争。说我们改革必须达到帕类托改进是一种很天真的想法。

2,法制建设很重要,但法制改革改到最后是推行不下去的,因为专制精神是跟法制精神根本抵触的。所以是不是这时政治体制改革又是法制改革的前提了呢?那到底时先改哪个呢?哪个更是根子上的问题呢?

3,我们承认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我也承认需要建立现代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经理人制度。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起因不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建立现代的经理人制度,而建立现代经理人制度的前提是我们能够处理好监管的问题吗?而我们处理监管问题的方法就是使一部分股权集中,一部分股份由私人持有可以使监管问题职责明确,而不会出现所有人缺位的问题。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消除委托代理问题,搞好公司治理。但是我们现在的方法出现了负作用(国有资产流失),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啊。除非(这里是关键啊),除非朗教授能够证明公有制分散的所有权问题(还不是股权,因为我们的国有企业只是形式上说的全民所有,全民根本对公司没有控制力,而如果是股权的话,这种监管能力显然是提高了的)是可以解决的。朗教授我听来听去,就是说在美国解决小股东高度分散和经理人代理问题的方法是政府的严格执法以及对小股东的保护,是法制建设上的问题。那么朗教授的意思是不是说中国国有企业改制的本质是法制建设的问题,如果法制建设搞好了,经理人即使是在分散所有权的国有企业里(所有人缺位的国有企业里)也能够搞好国有企业?这是所有争论的核心,但今天没有机会和朗教授进一步讨论了……

另外,有几点零散的启示,对我下一步的论文以及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很有启发:

几点感想:

1,我们的教授上课启发性不足。朗闲平肯定有偏颇的地方,但是问题是能够激起思考。我们太缺少这样的学者和老师。

2,陪审团制度与管理咨询神奇之间的关系。不一定只有专家才能作出最好的判断,thelogicofcollectiveaction是一本对精英主义和专家主义的批判的书,而事实上,那些头脑中没有太多的理论、却有非常好的commonsense和逻辑思维能力的群体作出的决策更加能够符合社会的价值标准和接近真理。

3,法律对整个社会本质上的决定力是不可估量的,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4,我们学习西方理论或者制度一定要学习学习这些理论和制度形成的历史以及演进。

5,我们不是说不需要了解西方理论,而是恰恰相反,是我们真正严肃的全面了解的人太少,程度太不够,只学了皮毛是很可怕的。

恩,就说这么多吧,今天晚上太多的思考了,全写出来一天也写不完,就这样把关键点罗列一下吧。

感觉中国现在的状况有点像八十年代末,改革又遇到了很大的思潮阻力,左派的力量又大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下去?

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一个伟大的命题,一个会让我们这代人思考一辈子的命题。

标题: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郎咸平讲座笔记以及感想

发信站:水木社区(ThuDec2200:25:022005),站内

今天朗闲平的演讲结束之后,我没有像往常一样骑车回到宿舍,而是出了东门,走进了一家咖啡厅。我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好好沉淀一下他今天这两个小时里抛出的形形色色的思想。

到目前为止我对他演讲的积极意义还是持极大的肯定意义的,包括其个人的魅力、学术的造诣以及大师的风格,都是先要高山仰止一下的。但是我对其演讲还是持有一定个人的保留意见,因为没有想的太清楚,只是逻辑上感到有问题,所以在后面简单的提出来待以后继续思考。

首先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演讲的主要内容,我先不评论,只是原文不动的讲他的主要观点。

今天的演讲总的题目叫做: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一个宏伟至极的题目。事实上,朗教授也是非常激动的说,今天把他这么多年思考的精华都在清华的讲堂上讲出来,希望大家和他一起见证历史。

演讲先从福利经济学的帕类托改进讲起,讲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精髓的一本微观经济学最后一章得出的福利改进是在不损害一部分利益的基础上改进其他人的效用。也就是说,现代资本主义的精髓最后总结出来一个帕类托改进的福利,是兼顾公平的一种发展。

那么改革也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一部分人富起来也应该在不损害其他人利益的基础上。邓小平讲一部人先富起来的大环境是一个极度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他没说出来不能让其他人变得更穷的话,但其实是不言自明的。

然后他就从现代的中国回到了西方的古典经济学家时代,开始回顾近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演进。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一个里程碑。其思想核心是市场的力量,看不见的手。这标志着原始资本主义思潮的开始。之后的一百年西方的工业革命开始进行,社会在不断动荡间前行。

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发表。从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对原始资本主义的不断冲击。

英美两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追求公平的社会呼吁,开始了他们工程浩大的对资本主义改造的过程。

首先是司法改革。英国国王所创立的普通法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革命之一。因为这种陪审团制度是对我们传统的社会(尤其在中国尤其严重)的精英主义的很大颠覆。于是,资本主义开始了其社会主义化的过程。

其次,反托拉斯法的出台标志着调和资本家和劳动人民矛盾的开始。美国通过股票市场重新进行财富的再分配,由大股东持股逐渐演变成今天的全民持股。另外,他顺便讲到,只有普通法系的国家股票市场才能够健康发展。

之后的思潮又有反复,比如说50年代之后以弗里德曼和哈耶科的新自由主义又重新呼唤自由、民主、市场等自由化理念。重新又回到了亚当斯密的核心思想,历史至此走了一个循环,但还在继续。

朗教授讲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的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配套了各项制度建设,又引入了陪审团制度的大陆法系等。我们最害怕出现的事情就是简单的搬西方的表面的一些东西,而不注重他的历史成因以及实质。

之后他又分别谈了中国的几个改革:

国企改革:主张用经理人制度配套信托责任的法制监管来改善国有企业的表现。委托代理问题所引起的道德风险以及经理人与股东利益不一致的问题已经在西方研究了很长时间了,国企改革不必要走私有化的路。

教育改革:市场化的方向是忽略了配套措施。另外教育就是攻击与需求不平衡的,难道市场化是要追求这种平衡?

医疗改革:市场化不是零蛋妙药。

股改:我们的政策跟英国的完全不同。

政治体制改革:不要轻易引进。因为配套制度不足。新加坡和香港在九七之前都没有民主和舆论监督,但政府却是最有效率的。

OK,复述完了,朗教授的伟大之处就不说了,重点说我的质疑:

1,帕类托改进真的是我们在改革中所应追求的目标吗?好像改革从来都不是帕类托改进这样美好的,都是一个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和斗争。说我们改革必须达到帕类托改进是一种很天真的想法。

2,法制建设很重要,但法制改革改到最后是推行不下去的,因为专制精神是跟法制精神根本抵触的。所以是不是这时政治体制改革又是法制改革的前提了呢?那到底时先改哪个呢?哪个更是根子上的问题呢?

3,我们承认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我也承认需要建立现代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经理人制度。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起因不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建立现代的经理人制度,而建立现代经理人制度的前提是我们能够处理好监管的问题吗?而我们处理监管问题的方法就是使一部分股权集中,一部分股份由私人持有可以使监管问题职责明确,而不会出现所有人缺位的问题。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消除委托代理问题,搞好公司治理。但是我们现在的方法出现了负作用(国有资产流失),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啊。除非(这里是关键啊),除非朗教授能够证明公有制分散的所有权问题(还不是股权,因为我们的国有企业只是形式上说的全民所有,全民根本对公司没有控制力,而如果是股权的话,这种监管能力显然是提高了的)是可以解决的。朗教授我听来听去,就是说在美国解决小股东高度分散和经理人代理问题的方法是政府的严格执法以及对小股东的保护,是法制建设上的问题。那么朗教授的意思是不是说中国国有企业改制的本质是法制建设的问题,如果法制建设搞好了,经理人即使是在分散所有权的国有企业里(所有人缺位的国有企业里)也能够搞好国有企业?这是所有争论的核心,但今天没有机会和朗教授进一步讨论了……

另外,有几点零散的启示,对我下一步的论文以及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很有启发:

几点感想:

1,我们的教授上课启发性不足。朗闲平肯定有偏颇的地方,但是问题是能够激起思考。我们太缺少这样的学者和老师。

2,陪审团制度与管理咨询神奇之间的关系。不一定只有专家才能作出最好的判断,thelogicofcollectiveaction是一本对精英主义和专家主义的批判的书,而事实上,那些头脑中没有太多的理论、却有非常好的commonsense和逻辑思维能力的群体作出的决策更加能够符合社会的价值标准和接近真理。

3,法律对整个社会本质上的决定力是不可估量的,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4,我们学习西方理论或者制度一定要学习学习这些理论和制度形成的历史以及演进。

5,我们不是说不需要了解西方理论,而是恰恰相反,是我们真正严肃的全面了解的人太少,程度太不够,只学了皮毛是很可怕的。

恩,就说这么多吧,今天晚上太多的思考了,全写出来一天也写不完,就这样把关键点罗列一下吧。

感觉中国现在的状况有点像八十年代末,改革又遇到了很大的思潮阻力,左派的力量又大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下去?

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一个伟大的命题,一个会让我们这代人思考一辈子的命题。

2005-12-30
科学家也破不了功利魔障
■撰文/姜德义
曾经被公认为世界复制人类干细胞先驱的韩国科学家黄禹锡造假丑闻震惊世界,这对于这位曾要求属下研究员要“诚实”的科学家来说,实在是一大悲剧。
外表温文尔雅的黄禹锡及其研究小组在今年《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声称,复制出了11个替病人专门“制造”的胚胎干细胞株,但调查结果发现,这些令人雀跃的“科技大飞跃”几乎全是捏造。
虽然黄禹锡坚称他确实掌握了复制人类干细胞的技术,但他的诚信已经完全破产,很难再有人对他的“研究成果”有信心。
是什么驱使黄禹锡造假?被韩国人奉为世纪国宝、百年难寻的偶像、诺贝尔得奖希望,社会给予他的名誉、利益、期望,催化了他急功近利的心魔作祟。
实事求是来说,科学家不是魔术师,不应该去考虑要给什么人看,而是展示真真确确的成果。但黄禹锡把自己当成魔术师,几近走火入魔。当黄禹锡在2004年公布他成功复制人类干细胞时,有同业批评他用242个卵子才造出一个干细胞,“在实用化方面毫无意义”。
在“韩国首席科学家”的荣誉下,黄禹锡很可能是不堪批评,加上受新法律所限,再也难像以往得到大量卵子研究,于是其炮制了一个“应该在10年后才出现”的成果。
这些科学家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名,同时也为了利。黄禹锡本人曾说过:“如果5至10年内干细胞复制技术能用作治疗用途,就可创造出相当于三星电子的附加值。”三星电子今年第四季预期会有超过190多亿元的经营利润,可见“钱”对于国宝级别的科学家,也是一个重要考虑,才会有这样的弥天大谎。
据称黄禹锡多年来深信佛教,然而却冲不破名利魔障,公然破戒,落得身败名裂,此时他对佛理之中“因果循环”的体验,相信比任何时候都深刻。其他各色已经成名和正在努力的科学家,务必引以为戒,要对自己的研究负责。

科学家也破不了功利魔障
■撰文/姜德义
曾经被公认为世界复制人类干细胞先驱的韩国科学家黄禹锡造假丑闻震惊世界,这对于这位曾要求属下研究员要“诚实”的科学家来说,实在是一大悲剧。
外表温文尔雅的黄禹锡及其研究小组在今年《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声称,复制出了11个替病人专门“制造”的胚胎干细胞株,但调查结果发现,这些令人雀跃的“科技大飞跃”几乎全是捏造。
虽然黄禹锡坚称他确实掌握了复制人类干细胞的技术,但他的诚信已经完全破产,很难再有人对他的“研究成果”有信心。
是什么驱使黄禹锡造假?被韩国人奉为世纪国宝、百年难寻的偶像、诺贝尔得奖希望,社会给予他的名誉、利益、期望,催化了他急功近利的心魔作祟。
实事求是来说,科学家不是魔术师,不应该去考虑要给什么人看,而是展示真真确确的成果。但黄禹锡把自己当成魔术师,几近走火入魔。当黄禹锡在2004年公布他成功复制人类干细胞时,有同业批评他用242个卵子才造出一个干细胞,“在实用化方面毫无意义”。
在“韩国首席科学家”的荣誉下,黄禹锡很可能是不堪批评,加上受新法律所限,再也难像以往得到大量卵子研究,于是其炮制了一个“应该在10年后才出现”的成果。
这些科学家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名,同时也为了利。黄禹锡本人曾说过:“如果5至10年内干细胞复制技术能用作治疗用途,就可创造出相当于三星电子的附加值。”三星电子今年第四季预期会有超过190多亿元的经营利润,可见“钱”对于国宝级别的科学家,也是一个重要考虑,才会有这样的弥天大谎。
据称黄禹锡多年来深信佛教,然而却冲不破名利魔障,公然破戒,落得身败名裂,此时他对佛理之中“因果循环”的体验,相信比任何时候都深刻。其他各色已经成名和正在努力的科学家,务必引以为戒,要对自己的研究负责。

2005-12-29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此时感受,庶几近乎。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此时感受,庶几近乎。

世界上有五种人

一种人是知道他敢于说出来
第二种人是不知道但他敢胡说
第三种人是不知道也不说
第四种人说,知道但他不敢说
还有第五种人,知道但****他胡说

世界上有五种人

一种人是知道他敢于说出来
第二种人是不知道但他敢胡说
第三种人是不知道也不说
第四种人说,知道但他不敢说
还有第五种人,知道但****他胡说

关注“外面的人”

■陆新之 中国房地产报 2005-12-26src=”/inc/CMS/Click.asp?NewsID=914″>


有时候真是难形容香港人。

这边内地地产界人士正为明年房价走势涨跌争论不休,还有人大呼小叫泡沫破裂大家玩完。可是那边和国际接轨见惯大风浪的众多香港实力派,偏偏就不理会某些专家和分析员的语重心长,对中国房地产概念乐此不疲。

例如,新近在港交所招股的越秀房产基金上市后反应热烈,公开招股获超过14万份认购,相比名声很大的领汇有超过23万份认购申请虽然有所逊色,但认购金额达914亿元,相当领汇认购金额的8成,可见投资者对越秀房产的憧憬比领汇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只要耐心一算就知道,以越秀房产的上市价每单位3.075元算,总市值只有30.75亿元,估计首年收益率为6.54%,吸引力一般。不论是领汇、李超人拥有的泓富以及这只越秀房产,下属的物业均称不上一流,投资者对之趋之若鹜,恐怕还是以新鲜感居多,如未来有更多同类产品推出,相信热潮将逐渐冷却。

房产基金之最大特色为业务惟一,有最低派息率(注意非最低派息)保证,一般地产股若能提供同样的条件,应会获得同样的欢迎度。趁投资者对房产基金新鲜,相信不少地产股会优先考虑将投资物业分拆上市,看来香港同行们还是精明。

笔者日前与香港某会计师行合伙人相遇,大家闲谈间讲起,由于该公司有不少企业客户到新加坡上市,所以他会去新加坡。而他在当地与众同行说起,自己抽签得到了香港第一只上市的房地产基金领汇,正沾沾自喜时,却给大家取笑,说领汇收益率只有5厘,但新加坡上市的房地产基金通常都有6厘,不如去新加坡买好。但是此君却大义凛然道,新加坡上市的房地产信托基金近期表现持续向下,交易又远不及香港活跃,更关键的是,香港的地产基金,有中国概念,未来不可限量。一席话让新加坡同行们举座肃然。

不仅新加坡人无法漠视中国地产概念,美国洛克菲勒等基金也是急着入伙。拿他们和香港上市公司百仕达合作的上海外滩项目来说,由接洽到实际签约合作,才不到两个月时间,这种效率,已经是行业内罕见的。原因除了双方准备比较充分之外,急于操作项目、兑现利润也怕是重要的因素。

再说回一个香港聪明人的例子,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联合李嘉诚基金会斥资近26亿元人民币收购上海浦东地皮,将发展商用、文化及办公楼物业。长实及和黄各持有上述项目公司25%股权,李嘉诚基金会则占50%权益。连地价、建筑成本及其他工程开支,该项目之总投资额估计超过53亿元,对长和两公司来说并不算重大投资。但李嘉诚基金会成为该项目的主要股东,还是引起了一些争议。李嘉诚以基金会名义与上市公司共同投资的例子不少,较大型的项目包括投资加拿大赫斯基能源与元朗嘉湖山庄发展等。虽然投资成绩有目共睹,但还是有评论认为对上市公司小股东不公,且有与上市公司争利之嫌。

我们这里倒是没有必要去替人家大小股东的是非做判断。但是,通过以上事例我们应该看到,对于一大批海外的专业人士来说,内地房地产不是有没有发展前途的问题,而是市场潜力到底有多大的问题。在关注开发商和专家的争论之外,多多留意这些有成功背景和案例者的动作,可能对那些处在迷茫中的业内人士更具启发性。

(作者为财经作家,《新世纪》周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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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真是难形容香港人。

这边内地地产界人士正为明年房价走势涨跌争论不休,还有人大呼小叫泡沫破裂大家玩完。可是那边和国际接轨见惯大风浪的众多香港实力派,偏偏就不理会某些专家和分析员的语重心长,对中国房地产概念乐此不疲。

例如,新近在港交所招股的越秀房产基金上市后反应热烈,公开招股获超过14万份认购,相比名声很大的领汇有超过23万份认购申请虽然有所逊色,但认购金额达914亿元,相当领汇认购金额的8成,可见投资者对越秀房产的憧憬比领汇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只要耐心一算就知道,以越秀房产的上市价每单位3.075元算,总市值只有30.75亿元,估计首年收益率为6.54%,吸引力一般。不论是领汇、李超人拥有的泓富以及这只越秀房产,下属的物业均称不上一流,投资者对之趋之若鹜,恐怕还是以新鲜感居多,如未来有更多同类产品推出,相信热潮将逐渐冷却。

房产基金之最大特色为业务惟一,有最低派息率(注意非最低派息)保证,一般地产股若能提供同样的条件,应会获得同样的欢迎度。趁投资者对房产基金新鲜,相信不少地产股会优先考虑将投资物业分拆上市,看来香港同行们还是精明。

笔者日前与香港某会计师行合伙人相遇,大家闲谈间讲起,由于该公司有不少企业客户到新加坡上市,所以他会去新加坡。而他在当地与众同行说起,自己抽签得到了香港第一只上市的房地产基金领汇,正沾沾自喜时,却给大家取笑,说领汇收益率只有5厘,但新加坡上市的房地产基金通常都有6厘,不如去新加坡买好。但是此君却大义凛然道,新加坡上市的房地产信托基金近期表现持续向下,交易又远不及香港活跃,更关键的是,香港的地产基金,有中国概念,未来不可限量。一席话让新加坡同行们举座肃然。

不仅新加坡人无法漠视中国地产概念,美国洛克菲勒等基金也是急着入伙。拿他们和香港上市公司百仕达合作的上海外滩项目来说,由接洽到实际签约合作,才不到两个月时间,这种效率,已经是行业内罕见的。原因除了双方准备比较充分之外,急于操作项目、兑现利润也怕是重要的因素。

再说回一个香港聪明人的例子,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联合李嘉诚基金会斥资近26亿元人民币收购上海浦东地皮,将发展商用、文化及办公楼物业。长实及和黄各持有上述项目公司25%股权,李嘉诚基金会则占50%权益。连地价、建筑成本及其他工程开支,该项目之总投资额估计超过53亿元,对长和两公司来说并不算重大投资。但李嘉诚基金会成为该项目的主要股东,还是引起了一些争议。李嘉诚以基金会名义与上市公司共同投资的例子不少,较大型的项目包括投资加拿大赫斯基能源与元朗嘉湖山庄发展等。虽然投资成绩有目共睹,但还是有评论认为对上市公司小股东不公,且有与上市公司争利之嫌。

我们这里倒是没有必要去替人家大小股东的是非做判断。但是,通过以上事例我们应该看到,对于一大批海外的专业人士来说,内地房地产不是有没有发展前途的问题,而是市场潜力到底有多大的问题。在关注开发商和专家的争论之外,多多留意这些有成功背景和案例者的动作,可能对那些处在迷茫中的业内人士更具启发性。

(作者为财经作家,《新世纪》周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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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一个留英学生眼中的郎咸平
作者:montyrao
最近一段时间,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在国内被炒得火热,下面就来谈谈我对此人所持观点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对这位金融学博士在他本专业上的研究敬佩有嘉。郎咸平对中国外汇市场的研究从数量上看虽然凤毛麟角,但却是我所看到过的国人当中最中肯,最精确,最深刻的言论。目前的中国,太缺乏能与国际炒家势均力敌的外汇操控方面的专家了。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家队外汇市场的干预消失,人民币走向自由买卖,我们不能指望中国的财政部,央行那些低效率的政府机构能制定出什么高人一筹的政策来保护国人的财产和本国企业的利益。最终能够从中牟利,牟大利的,肯定是那些国际上深谙此道的资本操控专家们。相比起与美英政府渊源极深的国际炒家,我们所拥有的人才和资金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那些将金融产品和其衍生工具掌控到如火纯青地步的国际炒家是几乎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单独击败的。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泰国,印尼的中央银行那惨不忍睹的表现更说明了一切。

与郎教授对外汇市场进行分析时所表现出来的睿智,冷静相反,他在产权理论方面的见地给我的感觉就不是那么的专业了,这当然也令我不敢苟同。



最近一段时日以来,郎咸平“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矛头直指目前正在进行的企业产权改革。所到之处,媒体争相追捧,民众欢呼雀跃,民企老板谈之色变,经济学家众说纷纭,一时间真可谓是风起云涌,铺天盖地,好不威风。郎大教授也算是“威震华夏”的风云人物,一时间大有“独臂擎天”,要替中国经济“扭转乾坤”之势。

那么,郎咸平又是怎么成就一方“霸业”的呢?我认为郎咸平现象之所以出现,说明有它的土壤,中国有句俗话“破坏总比建设易”,郎咸平显然深谙此道。以学术专家之名对中国现有经济制度的缺陷进行批判,成了郎咸平提高自己名气的终南捷径。一言以蔽之,郎咸平的成功就是来自于他对一种现象大刀阔斧,横刀立马的批判,这种现象就是少数人以产权改革之名,行掠夺国家财富之实,侵害多数人利益。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要说起来,这个罪名可是非同小可,难怪一时多少国人,都对他趋之若鹜,那些有着深刻“仇富”心理的弱势群体更是自然而然的把郎大教授看成了自己的贴心人,看成了自己利益的捍卫者。当然,郎大教授也非常乐于扮演这类角色,这倒不是因为他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有什么超人的开创性发现,更重要的是这个角色可以为他带来的实惠多多。

郎咸平的观点其实不新,更不难理解,但是有些方面还是颇令人生疑。

首先,郎大教授颇引以为豪的“保姆定理”我就不敢苟同。我认同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假设保姆的“市场价”是一个月200元,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论什么样的保姆,打扫什么样的房子,都只应该得到200块吧?当我们发现,我们将要打扫得是一间破败不堪,甚至是早已无法居住的房子时,打扫它的人依旧只能得到200块的报酬么?我想答案就不能那么肯定了。

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我们有理由假设打扫普通房子和打扫上述特殊房子所需要的技能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所有的保姆都有能力去打扫破败的房子。也就是说,掌握打扫破败房子这种特殊技能的保姆在社会上应该算作一种稀缺的资源。而且他们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价值也要远远大于普通保姆的贡献。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掌握特殊技能的保姆们的工作,那些破败不堪的房子还将继续破败下去,它们永远也不会重新变得干净,重新体现出它们的价值。这间被打扫干净的房子,你可以把它卖出去,或是租出去,或是用它来作为继续经营的场所。无论做什么,这间房子的价值将会得到重新的体现,这些保姆们的工作也不应当被简单的理解为重复性的劳动,而是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所以,对他们工作的定价,也不应简单的效仿对体力劳动的定价,而是关注他们所创造的实际价值增量。我不明白为什么郎教授会对此愤愤不平?即使他们的回报没有100万或是房子的产权那么的可观,也应该是一个比每月200块大得多的数字。

试想,这间房子如果继续空着,那么国家不仅还要继续支付它日常的最基本的维持费用,还要为以前居住在此的居民另谋出路,这当然得一笔费用,如果他们走投无路,国家财政还得养着他们,什么保险,救济都不能少。同时,我们还不能忽视这间房子空置的机会成本,由于房屋空置而导致的国家税收损失,国家另外创造就业机会的成本一样应该被计入国家的损失。国家如果出让这间房子的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的产权(而不是全部),首先解决好了产权问题,就为一劳永逸的解决上述所有问题提供了可能,又何乐而不为呢?反过来想,如果国家不这样做,还继续对这间房子追加直接或者间接的投资,对其他纳税人来说是公平的么?归根到底,国家的钱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其它纳税人的口袋里出,还不是每个老百姓的血汗钱?国家用这些老百姓的血汗钱去填这个窟窿,这是对纳税人负责的态度么?这对其他的纳税人公不公平?

有的企业办的好了,郎大教授就看的眼热了,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些本来应该国家来赚的钱归了个人。我倒是认为,国家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在少赚了钱的同时,它又少花了多少钱?好的企业,利税一分不少交的同时,又给你国家减少了多少就业的压力,减轻了多少社会的负担,替国家解决了多少问题?这笔帐你郎大教授怎么就不算了?

前不久,发生在华山的“热开水”事件令我颇受启发。不久前的一天,华山风雨交加,华山景区所有的饭店都已关张大吉,唯有一家小店冒着风雨继续营业。广大衣食无着的游客自然都集中于此。当然,小店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杯平时也许只值一毛钱的热水被卖到了10元。那些无可奈何的游客们自然无奈的付了费,小店的这一行径也自然饱受争议。可是依我的观点,小店的做法也许是理性人的最佳选择。个人认为商品的价格归根到底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商品的供给严重不足,是典型的卖方市场,任何商家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下,抬高定价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我承认一杯热水在平时的成本也许就是1毛钱,可是我必须要说小店之所以要卖10块钱是因为有风险收益的存在。这种风险包括两方面:一是自然风险,也就是小店决定在风雨天继续营业所必须支付的额外成本,其中应当包括由意外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的可能性量化成的货币价值。第二种风险是道德风险,顾客的大量非议,无疑会对小店的名誉产生负面的影响,可能会影响小店日后的营业额,严重的还可能招致主管部门的处罚,这些也应该被量化。那么,这些风险加在一起,值不值九块九?如果店主是理性的,他们会加以计算,认为值得,就继续营业;反之,就关张大吉。我们看到只有一家小店冒着风险开张,那么它得到了全部的风险收益也就不足为奇。特别是面对道德风险,聪明的店主当然有提价的理由:小店顾客的流动性很大,绝大多数顾客一生只会到华山一次,光顾该店一次,所以提高美誉度对小店提高营业额的实际帮助并不一定很大。根据博弈论的原理,在多期均衡的模型里,如果第一期cheating 所得到的额外收益大于以后多期所不得不面对的惩罚而付出的损失,那么这时的纳什均衡就是选择第一期cheating。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没有今天10元一杯的热水,就没有下一次风雨天,为争取额外收益而争相开业的其他饭店。只有这样,热水的价格才能在市场供求关系的作用下变得低廉,甚至降到原来的1毛钱上下。这是因为额外风险的收益在此时不会由一家店独吞,而是平均分配到所有开业的商家当中。这样一来,价格下降同时也会导致游客们对热水需求的增加,这样不仅热水的总销售额会提高,所有商家的总利润也会增加,与之相匹配的政府税收一样会增加。由此我们看到,正是因为我们改变了思路,游客,商家和政府,这三方面都可以从中获利,这个模型中三方总的效用才有可能达到最优,实现均衡。

让我们再回到郎教授的“保姆定理”上来。那些打扫破败房子的保姆也是一样,他们在获得了房子的部分产权之后,也一定要承担相应的风险。郎教授对那些每月只拿200块的保姆们同情有佳,而对那些占了“别人”房子的保姆们进行口诛笔伐,这本身不就是后者为自己的额外收益所必须支付的巨大代价么?他们的道德风险是什么?担心仇富人群的报复,担心国家政策的突变都应该包括进去吧? 此外,我们还不应忘记机会成本的问题呢,在从事这间房子的经营活动时,他们不得不放弃的休息,娱乐和与家人团聚时间,这之中能产生多大的价值?也应该量化一下吧?疏远了家人,淡漠了亲情,忘却了知己,以及他们不得不放弃的其他赚钱的机会,这些也统统应该记入他们的成本当中吧?

更有甚者,在我们看到郎教授将一个个成功的企业作为他批判的典型的时候,我们可别忘了同时又有多少企业改了制却依然到了下去?后者才应该是绝大多数的现象吧?那么,对这些后来消失了的,破产了的企业,国家对其领导者的付出有过补偿么?没有,从来都没有!风险完全有他们自己来承担。他们既然单独承担了这样的风险,为什么不能享受相应的回报呢?成功企业的老总们拿的钱多了点,掌握的公司股权大了些,你郎大教授就不干了,非说人家侵吞国有资产,可你别忘了人家把国有资产做大,做强了多少啊!

我们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是不要让那些破败的房子再继续破败下去,不要再让它们无人问津,因为这样你即使拥有这间房子100%的产权,还不是继续往里贴钱而不是拿它来赚钱?就好比你手中有一个金碗,你富贵的时候用它盛饭是不错。可当你快饿死的时候,金碗可救不了你,你得把它卖了换东西吃,或是用得来的钱去谋生。可是当你听说金碗的买主又将金碗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时,你反过头来非说这个金碗是你的,非要抢回去,这不是强盗逻辑么?以后当你再挨饿的时候,又会有谁去买你的金碗,替你解一时之难?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工作,是如何让我们手中的资产重新焕发青春和活力,至于这个过程中谁得到的实惠相对多一点,谁的相对少一点,不是问题的核心。个人认为现在国家最应该做的,是替中国的每一个企业,每一座矿山,每一片土地都找到它的主人。只有这样,这些财产才能得到最好的照顾,才能避免因为国家代管而发生的高昂的代理成本。我们的政府现在掌握了太多的资源,这些垄断性的资源一定会到社会上“寻租”的,这必将导致全社会支付高昂的“政治租”,极大地浪费社会资源,也不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

有关这些产权的问题,郎教授的立场表现出了他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这一点不容否认。然而,现实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做学问更是这样。严谨的思辨和主观的情感是不相容的,有时二者之间甚至存在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而事实又无数次的证明,理智终将战胜情感。我们觉得非洲太穷太落后,我们就援助它,又给钱又给物,却被理性的经济学家指出这将令非洲患上“荷兰病”,受打击的将是非洲经济的长远竞争力。两百年前,那些完美主义者发明了“共产主义”,以为能救人类于水火,可是到头来又有多少国家因此陷入深重,长久的危机?同时错过了发展经济的绝佳时机?有时现实总是很残酷甚至是残忍,片刻的公平不能提供永久性的满足。今天在郎教授眼中天大的不公,也许正是我们走向富足与公正的开始。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大骂那些丢盔弃甲从敦刻尔克逃回英国的士兵是懦夫,笨蛋,丢光了大英帝国的脸,早该一死以谢国人。我们应该认识到,纳粹的失败,正是从敦刻尔克开始的,没有敦刻尔克大撤退,哪有四年后诺曼底的辉煌?

就产权改革的问题,郎教授是否多了些年少时的血气方刚,却少了些许经济学家应有的冷静与睿智?是不是有点不假思索的“跟着感觉走”了?作为一名有影响力的学者,您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对大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小到平头百姓的习惯思维,产生重要的影响。这就要求向您这样的专家们切记谨慎自己的行为。有些理论自己思考成熟之前万万不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一旦这些理论有所偏差,导致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就好比郎咸平有关“信托责任”的观点,我就认为是一场“旧瓶装新酒”的闹剧:

中国的企业缺少“信托责任”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问题。所以郎咸平长篇累牍,旁征博引地去证明他所持观点的正确性我认为是了无新意。我们更想知道的是如何去完善这种“信托责任”。就拿郎教授每每提及的韦尔奇的例子来说吧,这位通用的CEO让郎教授一形容真可称得上是“高义”之士呀!带领公司取得了那么多的成就,可自己却只拿那么“一点点”,道德上可真是太完美了,算得上“活雷锋”了吧?我知道郎教授是想利用他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企业家们是如何的“贪婪”。

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还是心存疑问:难道每个企业家的行为,最重要的约束就是来自他的“道德”么?按郎教授所说,韦尔奇勤劳,睿智,同时又是清心寡欲之士,这三者结合的是否太过完美了?试想,如果一个职业经理人,他把公司治理的井井有条,但是从来没有加薪的请求,每天还是一样早来晚走,同时将员工的福利搞得比对自己还好。如果我是公司的老板,这样的经理人我可是不敢用。为什么?我就告诉你,当年岳飞不图荣华富贵,不近女色,不喜玩乐,一心只为“精忠报国”,如果我是赵构我一定会在心理打鼓:岳飞报的是哪一个国?是我的赵宋王朝还是岳飞将来自己的什么朝?他不图这不图那,把好处都给了下级,那他图的,就只剩下我的江山社稷了!

别忘了,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就是人都是自然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物。郎教授在这里是不是太过理想主义了?韦尔奇没拿那么多的报酬是他不想拿么?不是,是他不敢拿,也不能拿。有太多的公司制度和法律在约束着他的行为,他拿额外的钱所面对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他的那点外块根本无法cover。他害怕的是他这回以权谋私了,一旦东窗事发他很连现在的位子也保不住,那就什么赚钱的机会都没有了。换句话说,在美国高度透明的体制下,贪污的成本太高了。

记得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制度不好,好人也变坏”,真是天经地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没有自私与无私之分,只有眼光远近之别。韦尔奇正是在冷静的分析了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后,做出了理性人的理性选择。他所看到的赚钱机会不仅仅局限于他的任期之内,而是延续到了他整个一生的全过程。韦尔奇在通用的成功使他侠名远播,这同样替他创造了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他一卸任就立刻将其量化了:光是出一部有关成功学的书就能替他赚个金银满仓,你不能不佩服他当年在通用时的“卧薪尝胆”。是否具有这种长远的赚钱规划其实才是人和人之间的根本差别。有的人的眼光只有一期,他们会在只有一期的game里寻找均衡,有的人具备长远的视野,他们努力实现的是多期总的效用的最大化,他们所选择的均衡也更加的趋向最优。

同理,我想奉劝郎教授的是你不要要求所有的企业家都像你那样在道德的约束下变得“高义”。其实你也并不一定比他们“高义”,你用你“高义”的形象换来的好名声,不也一样成为你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工具么?你骂科隆,骂海尔之前,你的一次演讲值多少钱?现在的价码又是多少?谁看了都会一目了然。所以,所谓的道德标准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就算如你所愿所有的国企都被监管了,那些监管者的道德又由谁来“监管”呢?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利用人的这种人的趋利性去建立一种让整个社会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制度。我们反对个别人对国有资产的侵占,是因为我们认为当资产归属的他个人名下以后,他个人增加的财富少于全社会因此而减少的财富。这才能说明他的行为是错误的,有违政府应该努力维护的全社会总的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就拿你郎教授来说,我们不在乎你拿多少的“出场费”,如何实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我们在乎的是那些听了你的演讲的学生们,他们有没有因此受到启发,从而实现了比以前多的社会价值?如果这些人被你误导,他们所遭受的损失大于你郎咸平的个人收益的化,你郎咸平一样要受到批判。

归根到底,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去宣传提高企业家们的所谓“道德”,从而建立郎咸平所说的“信托责任”。而是应该着手两方面的事情:

一是帮助企业家和当权者们普及经济学的原理,让他们对金钱,特别是眼前利益的追求转变成对长远利益,效用最大化的渴望。努力让他们的眼光更长远,同时明白财富和幸福的非等比关系。人的信誉,声望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被量化为效用的无形资产,是应当同金钱一样被每个人关注的问题。

其二,制度建设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一句话,国家制定政策的原则应当是鼓励那些有助于实现全社会总体的,长期的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同时打击那些只对相对少数人有利,却损害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利益的行为。具体地说,国家掌控的企业数量多少,控股比例的多少,应该不是一个恒定的数值。如果将企业的产权分散到个人更能实现经济的发展,使更多的人直接或间接的从中受益的话,这就是应该被鼓励的行为。所谓的“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性的问题是那种方式能让我们的国家更快,更好的发展。小平同志早就教导我们说“无论黑猫白猫,能抓耗子的就是好猫!”,我们真到了应该更好的理解这句话的时候了。

我的结论其实很简单,我的目标应该是努力使全社会的每一个人,特别是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都变成眼光长远,具备合作意识的“理性人”。然后建立一套符合“理性人”思维方式的行为准则。这个准则应当以每个人都是“理性人”为假设前提,强调如何按照“理性人”的正常思维,将主观为自己的出发点演变成客观为他人的结果,从而实现使整个社会效用最大化的目标。

转载:一个留英学生眼中的郎咸平
作者:montyrao
最近一段时间,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在国内被炒得火热,下面就来谈谈我对此人所持观点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对这位金融学博士在他本专业上的研究敬佩有嘉。郎咸平对中国外汇市场的研究从数量上看虽然凤毛麟角,但却是我所看到过的国人当中最中肯,最精确,最深刻的言论。目前的中国,太缺乏能与国际炒家势均力敌的外汇操控方面的专家了。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家队外汇市场的干预消失,人民币走向自由买卖,我们不能指望中国的财政部,央行那些低效率的政府机构能制定出什么高人一筹的政策来保护国人的财产和本国企业的利益。最终能够从中牟利,牟大利的,肯定是那些国际上深谙此道的资本操控专家们。相比起与美英政府渊源极深的国际炒家,我们所拥有的人才和资金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那些将金融产品和其衍生工具掌控到如火纯青地步的国际炒家是几乎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单独击败的。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泰国,印尼的中央银行那惨不忍睹的表现更说明了一切。

与郎教授对外汇市场进行分析时所表现出来的睿智,冷静相反,他在产权理论方面的见地给我的感觉就不是那么的专业了,这当然也令我不敢苟同。



最近一段时日以来,郎咸平“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矛头直指目前正在进行的企业产权改革。所到之处,媒体争相追捧,民众欢呼雀跃,民企老板谈之色变,经济学家众说纷纭,一时间真可谓是风起云涌,铺天盖地,好不威风。郎大教授也算是“威震华夏”的风云人物,一时间大有“独臂擎天”,要替中国经济“扭转乾坤”之势。

那么,郎咸平又是怎么成就一方“霸业”的呢?我认为郎咸平现象之所以出现,说明有它的土壤,中国有句俗话“破坏总比建设易”,郎咸平显然深谙此道。以学术专家之名对中国现有经济制度的缺陷进行批判,成了郎咸平提高自己名气的终南捷径。一言以蔽之,郎咸平的成功就是来自于他对一种现象大刀阔斧,横刀立马的批判,这种现象就是少数人以产权改革之名,行掠夺国家财富之实,侵害多数人利益。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要说起来,这个罪名可是非同小可,难怪一时多少国人,都对他趋之若鹜,那些有着深刻“仇富”心理的弱势群体更是自然而然的把郎大教授看成了自己的贴心人,看成了自己利益的捍卫者。当然,郎大教授也非常乐于扮演这类角色,这倒不是因为他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有什么超人的开创性发现,更重要的是这个角色可以为他带来的实惠多多。

郎咸平的观点其实不新,更不难理解,但是有些方面还是颇令人生疑。

首先,郎大教授颇引以为豪的“保姆定理”我就不敢苟同。我认同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假设保姆的“市场价”是一个月200元,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论什么样的保姆,打扫什么样的房子,都只应该得到200块吧?当我们发现,我们将要打扫得是一间破败不堪,甚至是早已无法居住的房子时,打扫它的人依旧只能得到200块的报酬么?我想答案就不能那么肯定了。

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我们有理由假设打扫普通房子和打扫上述特殊房子所需要的技能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所有的保姆都有能力去打扫破败的房子。也就是说,掌握打扫破败房子这种特殊技能的保姆在社会上应该算作一种稀缺的资源。而且他们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价值也要远远大于普通保姆的贡献。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掌握特殊技能的保姆们的工作,那些破败不堪的房子还将继续破败下去,它们永远也不会重新变得干净,重新体现出它们的价值。这间被打扫干净的房子,你可以把它卖出去,或是租出去,或是用它来作为继续经营的场所。无论做什么,这间房子的价值将会得到重新的体现,这些保姆们的工作也不应当被简单的理解为重复性的劳动,而是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所以,对他们工作的定价,也不应简单的效仿对体力劳动的定价,而是关注他们所创造的实际价值增量。我不明白为什么郎教授会对此愤愤不平?即使他们的回报没有100万或是房子的产权那么的可观,也应该是一个比每月200块大得多的数字。

试想,这间房子如果继续空着,那么国家不仅还要继续支付它日常的最基本的维持费用,还要为以前居住在此的居民另谋出路,这当然得一笔费用,如果他们走投无路,国家财政还得养着他们,什么保险,救济都不能少。同时,我们还不能忽视这间房子空置的机会成本,由于房屋空置而导致的国家税收损失,国家另外创造就业机会的成本一样应该被计入国家的损失。国家如果出让这间房子的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的产权(而不是全部),首先解决好了产权问题,就为一劳永逸的解决上述所有问题提供了可能,又何乐而不为呢?反过来想,如果国家不这样做,还继续对这间房子追加直接或者间接的投资,对其他纳税人来说是公平的么?归根到底,国家的钱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其它纳税人的口袋里出,还不是每个老百姓的血汗钱?国家用这些老百姓的血汗钱去填这个窟窿,这是对纳税人负责的态度么?这对其他的纳税人公不公平?

有的企业办的好了,郎大教授就看的眼热了,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些本来应该国家来赚的钱归了个人。我倒是认为,国家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在少赚了钱的同时,它又少花了多少钱?好的企业,利税一分不少交的同时,又给你国家减少了多少就业的压力,减轻了多少社会的负担,替国家解决了多少问题?这笔帐你郎大教授怎么就不算了?

前不久,发生在华山的“热开水”事件令我颇受启发。不久前的一天,华山风雨交加,华山景区所有的饭店都已关张大吉,唯有一家小店冒着风雨继续营业。广大衣食无着的游客自然都集中于此。当然,小店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杯平时也许只值一毛钱的热水被卖到了10元。那些无可奈何的游客们自然无奈的付了费,小店的这一行径也自然饱受争议。可是依我的观点,小店的做法也许是理性人的最佳选择。个人认为商品的价格归根到底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商品的供给严重不足,是典型的卖方市场,任何商家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下,抬高定价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我承认一杯热水在平时的成本也许就是1毛钱,可是我必须要说小店之所以要卖10块钱是因为有风险收益的存在。这种风险包括两方面:一是自然风险,也就是小店决定在风雨天继续营业所必须支付的额外成本,其中应当包括由意外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的可能性量化成的货币价值。第二种风险是道德风险,顾客的大量非议,无疑会对小店的名誉产生负面的影响,可能会影响小店日后的营业额,严重的还可能招致主管部门的处罚,这些也应该被量化。那么,这些风险加在一起,值不值九块九?如果店主是理性的,他们会加以计算,认为值得,就继续营业;反之,就关张大吉。我们看到只有一家小店冒着风险开张,那么它得到了全部的风险收益也就不足为奇。特别是面对道德风险,聪明的店主当然有提价的理由:小店顾客的流动性很大,绝大多数顾客一生只会到华山一次,光顾该店一次,所以提高美誉度对小店提高营业额的实际帮助并不一定很大。根据博弈论的原理,在多期均衡的模型里,如果第一期cheating 所得到的额外收益大于以后多期所不得不面对的惩罚而付出的损失,那么这时的纳什均衡就是选择第一期cheating。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没有今天10元一杯的热水,就没有下一次风雨天,为争取额外收益而争相开业的其他饭店。只有这样,热水的价格才能在市场供求关系的作用下变得低廉,甚至降到原来的1毛钱上下。这是因为额外风险的收益在此时不会由一家店独吞,而是平均分配到所有开业的商家当中。这样一来,价格下降同时也会导致游客们对热水需求的增加,这样不仅热水的总销售额会提高,所有商家的总利润也会增加,与之相匹配的政府税收一样会增加。由此我们看到,正是因为我们改变了思路,游客,商家和政府,这三方面都可以从中获利,这个模型中三方总的效用才有可能达到最优,实现均衡。

让我们再回到郎教授的“保姆定理”上来。那些打扫破败房子的保姆也是一样,他们在获得了房子的部分产权之后,也一定要承担相应的风险。郎教授对那些每月只拿200块的保姆们同情有佳,而对那些占了“别人”房子的保姆们进行口诛笔伐,这本身不就是后者为自己的额外收益所必须支付的巨大代价么?他们的道德风险是什么?担心仇富人群的报复,担心国家政策的突变都应该包括进去吧? 此外,我们还不应忘记机会成本的问题呢,在从事这间房子的经营活动时,他们不得不放弃的休息,娱乐和与家人团聚时间,这之中能产生多大的价值?也应该量化一下吧?疏远了家人,淡漠了亲情,忘却了知己,以及他们不得不放弃的其他赚钱的机会,这些也统统应该记入他们的成本当中吧?

更有甚者,在我们看到郎教授将一个个成功的企业作为他批判的典型的时候,我们可别忘了同时又有多少企业改了制却依然到了下去?后者才应该是绝大多数的现象吧?那么,对这些后来消失了的,破产了的企业,国家对其领导者的付出有过补偿么?没有,从来都没有!风险完全有他们自己来承担。他们既然单独承担了这样的风险,为什么不能享受相应的回报呢?成功企业的老总们拿的钱多了点,掌握的公司股权大了些,你郎大教授就不干了,非说人家侵吞国有资产,可你别忘了人家把国有资产做大,做强了多少啊!

我们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是不要让那些破败的房子再继续破败下去,不要再让它们无人问津,因为这样你即使拥有这间房子100%的产权,还不是继续往里贴钱而不是拿它来赚钱?就好比你手中有一个金碗,你富贵的时候用它盛饭是不错。可当你快饿死的时候,金碗可救不了你,你得把它卖了换东西吃,或是用得来的钱去谋生。可是当你听说金碗的买主又将金碗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时,你反过头来非说这个金碗是你的,非要抢回去,这不是强盗逻辑么?以后当你再挨饿的时候,又会有谁去买你的金碗,替你解一时之难?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工作,是如何让我们手中的资产重新焕发青春和活力,至于这个过程中谁得到的实惠相对多一点,谁的相对少一点,不是问题的核心。个人认为现在国家最应该做的,是替中国的每一个企业,每一座矿山,每一片土地都找到它的主人。只有这样,这些财产才能得到最好的照顾,才能避免因为国家代管而发生的高昂的代理成本。我们的政府现在掌握了太多的资源,这些垄断性的资源一定会到社会上“寻租”的,这必将导致全社会支付高昂的“政治租”,极大地浪费社会资源,也不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

有关这些产权的问题,郎教授的立场表现出了他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这一点不容否认。然而,现实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做学问更是这样。严谨的思辨和主观的情感是不相容的,有时二者之间甚至存在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而事实又无数次的证明,理智终将战胜情感。我们觉得非洲太穷太落后,我们就援助它,又给钱又给物,却被理性的经济学家指出这将令非洲患上“荷兰病”,受打击的将是非洲经济的长远竞争力。两百年前,那些完美主义者发明了“共产主义”,以为能救人类于水火,可是到头来又有多少国家因此陷入深重,长久的危机?同时错过了发展经济的绝佳时机?有时现实总是很残酷甚至是残忍,片刻的公平不能提供永久性的满足。今天在郎教授眼中天大的不公,也许正是我们走向富足与公正的开始。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大骂那些丢盔弃甲从敦刻尔克逃回英国的士兵是懦夫,笨蛋,丢光了大英帝国的脸,早该一死以谢国人。我们应该认识到,纳粹的失败,正是从敦刻尔克开始的,没有敦刻尔克大撤退,哪有四年后诺曼底的辉煌?

就产权改革的问题,郎教授是否多了些年少时的血气方刚,却少了些许经济学家应有的冷静与睿智?是不是有点不假思索的“跟着感觉走”了?作为一名有影响力的学者,您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对大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小到平头百姓的习惯思维,产生重要的影响。这就要求向您这样的专家们切记谨慎自己的行为。有些理论自己思考成熟之前万万不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一旦这些理论有所偏差,导致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就好比郎咸平有关“信托责任”的观点,我就认为是一场“旧瓶装新酒”的闹剧:

中国的企业缺少“信托责任”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问题。所以郎咸平长篇累牍,旁征博引地去证明他所持观点的正确性我认为是了无新意。我们更想知道的是如何去完善这种“信托责任”。就拿郎教授每每提及的韦尔奇的例子来说吧,这位通用的CEO让郎教授一形容真可称得上是“高义”之士呀!带领公司取得了那么多的成就,可自己却只拿那么“一点点”,道德上可真是太完美了,算得上“活雷锋”了吧?我知道郎教授是想利用他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企业家们是如何的“贪婪”。

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还是心存疑问:难道每个企业家的行为,最重要的约束就是来自他的“道德”么?按郎教授所说,韦尔奇勤劳,睿智,同时又是清心寡欲之士,这三者结合的是否太过完美了?试想,如果一个职业经理人,他把公司治理的井井有条,但是从来没有加薪的请求,每天还是一样早来晚走,同时将员工的福利搞得比对自己还好。如果我是公司的老板,这样的经理人我可是不敢用。为什么?我就告诉你,当年岳飞不图荣华富贵,不近女色,不喜玩乐,一心只为“精忠报国”,如果我是赵构我一定会在心理打鼓:岳飞报的是哪一个国?是我的赵宋王朝还是岳飞将来自己的什么朝?他不图这不图那,把好处都给了下级,那他图的,就只剩下我的江山社稷了!

别忘了,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就是人都是自然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物。郎教授在这里是不是太过理想主义了?韦尔奇没拿那么多的报酬是他不想拿么?不是,是他不敢拿,也不能拿。有太多的公司制度和法律在约束着他的行为,他拿额外的钱所面对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他的那点外块根本无法cover。他害怕的是他这回以权谋私了,一旦东窗事发他很连现在的位子也保不住,那就什么赚钱的机会都没有了。换句话说,在美国高度透明的体制下,贪污的成本太高了。

记得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制度不好,好人也变坏”,真是天经地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没有自私与无私之分,只有眼光远近之别。韦尔奇正是在冷静的分析了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后,做出了理性人的理性选择。他所看到的赚钱机会不仅仅局限于他的任期之内,而是延续到了他整个一生的全过程。韦尔奇在通用的成功使他侠名远播,这同样替他创造了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他一卸任就立刻将其量化了:光是出一部有关成功学的书就能替他赚个金银满仓,你不能不佩服他当年在通用时的“卧薪尝胆”。是否具有这种长远的赚钱规划其实才是人和人之间的根本差别。有的人的眼光只有一期,他们会在只有一期的game里寻找均衡,有的人具备长远的视野,他们努力实现的是多期总的效用的最大化,他们所选择的均衡也更加的趋向最优。

同理,我想奉劝郎教授的是你不要要求所有的企业家都像你那样在道德的约束下变得“高义”。其实你也并不一定比他们“高义”,你用你“高义”的形象换来的好名声,不也一样成为你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工具么?你骂科隆,骂海尔之前,你的一次演讲值多少钱?现在的价码又是多少?谁看了都会一目了然。所以,所谓的道德标准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就算如你所愿所有的国企都被监管了,那些监管者的道德又由谁来“监管”呢?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利用人的这种人的趋利性去建立一种让整个社会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制度。我们反对个别人对国有资产的侵占,是因为我们认为当资产归属的他个人名下以后,他个人增加的财富少于全社会因此而减少的财富。这才能说明他的行为是错误的,有违政府应该努力维护的全社会总的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就拿你郎教授来说,我们不在乎你拿多少的“出场费”,如何实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我们在乎的是那些听了你的演讲的学生们,他们有没有因此受到启发,从而实现了比以前多的社会价值?如果这些人被你误导,他们所遭受的损失大于你郎咸平的个人收益的化,你郎咸平一样要受到批判。

归根到底,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去宣传提高企业家们的所谓“道德”,从而建立郎咸平所说的“信托责任”。而是应该着手两方面的事情:

一是帮助企业家和当权者们普及经济学的原理,让他们对金钱,特别是眼前利益的追求转变成对长远利益,效用最大化的渴望。努力让他们的眼光更长远,同时明白财富和幸福的非等比关系。人的信誉,声望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被量化为效用的无形资产,是应当同金钱一样被每个人关注的问题。

其二,制度建设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一句话,国家制定政策的原则应当是鼓励那些有助于实现全社会总体的,长期的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同时打击那些只对相对少数人有利,却损害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利益的行为。具体地说,国家掌控的企业数量多少,控股比例的多少,应该不是一个恒定的数值。如果将企业的产权分散到个人更能实现经济的发展,使更多的人直接或间接的从中受益的话,这就是应该被鼓励的行为。所谓的“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性的问题是那种方式能让我们的国家更快,更好的发展。小平同志早就教导我们说“无论黑猫白猫,能抓耗子的就是好猫!”,我们真到了应该更好的理解这句话的时候了。

我的结论其实很简单,我的目标应该是努力使全社会的每一个人,特别是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都变成眼光长远,具备合作意识的“理性人”。然后建立一套符合“理性人”思维方式的行为准则。这个准则应当以每个人都是“理性人”为假设前提,强调如何按照“理性人”的正常思维,将主观为自己的出发点演变成客观为他人的结果,从而实现使整个社会效用最大化的目标。

2005-12-28

12.27 成都,郎咸平大战赵勇
bigwind76


2005年12月27日,成都,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演讲会上。在郎咸平完成对中国国企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西部开发等焦点问题的演讲,并接受场内听众的提问时,四川长虹董事长赵勇第一个站了起来,向郎咸平发起挑战,郎咸平立即回应,很快,两人就大吵起来,火药味之浓令场内所有人震惊。下面是现场听众提供的录音记录,我们如实把“郎赵成都大战”展现给大家,旨在让大家及时知道这个刚刚发生的真实事件,供大家思考。

赵勇(四川长虹集团董事长):我想我们虽未谋面,但我俩彼此都不陌生。(暗指郎咸平指责长虹搞MBO管理层收购)感谢郎先生对长虹的关心,聆听了今天下午的演讲,我觉得非常得精彩,非常富有激情。您既然到了四川,就应该谈谈长虹。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我想就一个问题讨教郎先生。

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好。

赵勇:您最近的演讲包括随后的媒体报道确实关注过长虹。

郎咸平:对,是的。

赵勇:另外我关注的一个报道,就是8月22日在江西你作了一个中外名家论坛,完了以后出了一篇文章,叫“精彩郎咸平剖析四川长虹”,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不是反映了您的观点。

郎咸平:这个,对你坦白讲,我不记得了。

赵勇:那我再给您读一下看您能否回忆起来。

郎咸平:好。

赵勇:这篇文章主要是对长虹的批评,说从倪总开始到我都有MBO倾向。

郎咸平:对。

赵勇:换句话来讲就是要么长虹姓倪要么长虹姓赵。

郎咸平:对。

赵勇:这篇文章做了许多论述,其中谈到我这一段您的主要批评依据就谈到了朝华科技。朝华科技确实是我回长虹工作以后为了在IT行业发展与朝华集团合资成立了长虹朝华公司。那么这里面有一段描述不知道郎先生还记不记得,这句话是不是您说的——谈到朝华时“我要告诉大家,朝华第一大股东四川立信的老总是赵勇在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不知您说过这段话没有,请您仔细回忆,因为这段话我最近的日子很不好过。(掌声)

郎咸平:哈哈哈。

赵勇:您说过这样的话吗?

郎咸平:你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开玩笑经常讲这个故事。我给你讲,你今天是要澄清什么事还是想……

赵勇:我就是想澄清事实,就是这句话你讲过没有?是同学,而且是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

郎咸平:是什么时候讲的?

赵勇:是8月22日,在南昌,有一个第六届江西财富论坛,中外名家系列讲座。

郎咸平:我不记得是不是在那讲过,你为什么……

赵勇:因为这个事实如果是成立的,人们就会想长虹为什么会去和朝华合作,这里面是不是会有其它的原因。

郎咸平:赵总,我想反问你一句话,你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澄清这个事情吗?

赵勇:是。

郎咸平:那我就再告诉你一个事情,希望你能澄清一句话,你们长虹从1994年开始,就和朝华科技的股东金信系就一直有关系一直到现在,你承认这个事实吗?

赵勇:啊,长虹,朝华……

郎咸平:听我讲完。

赵勇:朝华是长虹的流通股(发觉不对),第二***人股股东。

郎咸平:你不要激动,长虹的股价从1996年的6元涨到60元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就是金华信托投资公司进去的,金华信托投资公司就是这家金信系的前身。

赵勇:我不知道。

郎咸平:现在,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你不要抓一句话来问我。好吧?我对回答你这个问题没有兴趣。

赵勇:还有……还有……(场下开始起哄)

郎咸平:(喝一口水后)你有没有MBO的企图?

赵勇:我没有!

郎咸平:那我问你,你和朝华科技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内幕?(开始转守为攻,而且咄咄逼人)

赵勇:没有任何关系!

郎咸平:那好极了,那为什么1996年金华信托会进去(指买长虹股票)?金信系的前身就是金华信托。

赵勇:我不知道,我不分管这项工作。(起哄)

郎咸平:我告诉你,中国信托的改革就从你开始!(场下叫好声,掌声)我还要讲一件事情,我今天讲的和你赵勇无关,我讲的是中国国企业都有的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场下更多叫好声,激烈掌声)(相形之下,赵勇希望自身能获得清白的问题显得很个人)

郎咸平:还有,你们成立的朝华长虹管理层持股10%股份是不是?

赵勇:是。

郎咸平:然后,经我批评之后,你在给四川省领导的报告中说,经郎教授批评之后,我们董事会决定不再持有10%股份是不是?(场下叫好声,掌声)

赵勇:不是。10%算是MBO吗?

郎咸平:当然是!10%是第一步,第二步是51%对不对?

赵勇:你是怎么算出来的?朝华科技都要倒闭了。(言下之意是不可能在增加合资股份了,朝华没钱了。)

郎咸平:那你为什么还跟他合作?(反应出奇之快!!!)(场下更多叫好声,激烈掌声)

赵勇:我看好它的业务。

郎咸平:你怎么买不良公司的业务?(场下叫好声,掌声)

赵勇:它的分销业务是它最好的业务。

郎咸平:朝华科技亏损1900万。(今年前三季度亏损3亿)

赵勇:那是朝华集团,不是朝华科技。(场下再次起哄)

(赵勇为挽回被动):你这是哗众取宠,没用!

郎咸平:(显然被激怒)对于你而言,我是哗众取宠,因为我今天讲的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场下叫好声,掌声)

赵勇:……(正想发言,场下起哄声一片)

主持人:下面回答下一个问题,职业经理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郎咸平:职业经理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我来回答你。你们长虹2004年亏损37个亿怎么来的?其中3亿美金是前任倪润锋和APEX公司把电视机卖了,没有收回钱,坏账将近24个亿,这些钱都是股民的钱,都是国家的钱!(场下叫好声,激烈掌声)

赵勇:(无语)

郎咸平:另外,还记提国债损失1.8个亿对不对?你不需要回答我郎咸平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股民的问题,为什么投资长虹会有如此之损失?为什么会从60多跌到现在的几块钱?你告诉我!

赵勇:我想问的是朝华科技里有我的同学吗?(起哄)

郎咸平:有没有同学不重要。我告诉你,长虹里也有我的学生在里面,我才会知道这么多事,公理自在人心!(场下叫好声,激烈掌声)

郎咸平:我讲的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不是个人的小问题!(场下继续叫好声,激烈掌声)

郎咸平:我说过很多话,我对媒体的报道从来不怀疑,媒体只要尽责任报道就行,即使有改变也是媒体根据自己的判断做的改变。

郎咸平:我告诉你,我写的关于长虹的文章,我马上寄给你。

赵勇:OK

郎咸平:还有,我写了一本新书,就叫《MBO》,第一章就是长虹!(场下叫好声,激烈掌声)

赵勇: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预言是错误的!

郎咸平:哦,我告诉你,如果这是真的,我替全国老百姓高兴,我替他们谢谢你!(场下叫好声,长时间激烈掌声)


12.27 成都,郎咸平大战赵勇
bigwind76


2005年12月27日,成都,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演讲会上。在郎咸平完成对中国国企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西部开发等焦点问题的演讲,并接受场内听众的提问时,四川长虹董事长赵勇第一个站了起来,向郎咸平发起挑战,郎咸平立即回应,很快,两人就大吵起来,火药味之浓令场内所有人震惊。下面是现场听众提供的录音记录,我们如实把“郎赵成都大战”展现给大家,旨在让大家及时知道这个刚刚发生的真实事件,供大家思考。

赵勇(四川长虹集团董事长):我想我们虽未谋面,但我俩彼此都不陌生。(暗指郎咸平指责长虹搞MBO管理层收购)感谢郎先生对长虹的关心,聆听了今天下午的演讲,我觉得非常得精彩,非常富有激情。您既然到了四川,就应该谈谈长虹。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我想就一个问题讨教郎先生。

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好。

赵勇:您最近的演讲包括随后的媒体报道确实关注过长虹。

郎咸平:对,是的。

赵勇:另外我关注的一个报道,就是8月22日在江西你作了一个中外名家论坛,完了以后出了一篇文章,叫“精彩郎咸平剖析四川长虹”,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不是反映了您的观点。

郎咸平:这个,对你坦白讲,我不记得了。

赵勇:那我再给您读一下看您能否回忆起来。

郎咸平:好。

赵勇:这篇文章主要是对长虹的批评,说从倪总开始到我都有MBO倾向。

郎咸平:对。

赵勇:换句话来讲就是要么长虹姓倪要么长虹姓赵。

郎咸平:对。

赵勇:这篇文章做了许多论述,其中谈到我这一段您的主要批评依据就谈到了朝华科技。朝华科技确实是我回长虹工作以后为了在IT行业发展与朝华集团合资成立了长虹朝华公司。那么这里面有一段描述不知道郎先生还记不记得,这句话是不是您说的——谈到朝华时“我要告诉大家,朝华第一大股东四川立信的老总是赵勇在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不知您说过这段话没有,请您仔细回忆,因为这段话我最近的日子很不好过。(掌声)

郎咸平:哈哈哈。

赵勇:您说过这样的话吗?

郎咸平:你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开玩笑经常讲这个故事。我给你讲,你今天是要澄清什么事还是想……

赵勇:我就是想澄清事实,就是这句话你讲过没有?是同学,而且是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

郎咸平:是什么时候讲的?

赵勇:是8月22日,在南昌,有一个第六届江西财富论坛,中外名家系列讲座。

郎咸平:我不记得是不是在那讲过,你为什么……

赵勇:因为这个事实如果是成立的,人们就会想长虹为什么会去和朝华合作,这里面是不是会有其它的原因。

郎咸平:赵总,我想反问你一句话,你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澄清这个事情吗?

赵勇:是。

郎咸平:那我就再告诉你一个事情,希望你能澄清一句话,你们长虹从1994年开始,就和朝华科技的股东金信系就一直有关系一直到现在,你承认这个事实吗?

赵勇:啊,长虹,朝华……

郎咸平:听我讲完。

赵勇:朝华是长虹的流通股(发觉不对),第二***人股股东。

郎咸平:你不要激动,长虹的股价从1996年的6元涨到60元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就是金华信托投资公司进去的,金华信托投资公司就是这家金信系的前身。

赵勇:我不知道。

郎咸平:现在,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你不要抓一句话来问我。好吧?我对回答你这个问题没有兴趣。

赵勇:还有……还有……(场下开始起哄)

郎咸平:(喝一口水后)你有没有MBO的企图?

赵勇:我没有!

郎咸平:那我问你,你和朝华科技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内幕?(开始转守为攻,而且咄咄逼人)

赵勇:没有任何关系!

郎咸平:那好极了,那为什么1996年金华信托会进去(指买长虹股票)?金信系的前身就是金华信托。

赵勇:我不知道,我不分管这项工作。(起哄)

郎咸平:我告诉你,中国信托的改革就从你开始!(场下叫好声,掌声)我还要讲一件事情,我今天讲的和你赵勇无关,我讲的是中国国企业都有的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场下更多叫好声,激烈掌声)(相形之下,赵勇希望自身能获得清白的问题显得很个人)

郎咸平:还有,你们成立的朝华长虹管理层持股10%股份是不是?

赵勇:是。

郎咸平:然后,经我批评之后,你在给四川省领导的报告中说,经郎教授批评之后,我们董事会决定不再持有10%股份是不是?(场下叫好声,掌声)

赵勇:不是。10%算是MBO吗?

郎咸平:当然是!10%是第一步,第二步是51%对不对?

赵勇:你是怎么算出来的?朝华科技都要倒闭了。(言下之意是不可能在增加合资股份了,朝华没钱了。)

郎咸平:那你为什么还跟他合作?(反应出奇之快!!!)(场下更多叫好声,激烈掌声)

赵勇:我看好它的业务。

郎咸平:你怎么买不良公司的业务?(场下叫好声,掌声)

赵勇:它的分销业务是它最好的业务。

郎咸平:朝华科技亏损1900万。(今年前三季度亏损3亿)

赵勇:那是朝华集团,不是朝华科技。(场下再次起哄)

(赵勇为挽回被动):你这是哗众取宠,没用!

郎咸平:(显然被激怒)对于你而言,我是哗众取宠,因为我今天讲的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场下叫好声,掌声)

赵勇:……(正想发言,场下起哄声一片)

主持人:下面回答下一个问题,职业经理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郎咸平:职业经理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我来回答你。你们长虹2004年亏损37个亿怎么来的?其中3亿美金是前任倪润锋和APEX公司把电视机卖了,没有收回钱,坏账将近24个亿,这些钱都是股民的钱,都是国家的钱!(场下叫好声,激烈掌声)

赵勇:(无语)

郎咸平:另外,还记提国债损失1.8个亿对不对?你不需要回答我郎咸平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股民的问题,为什么投资长虹会有如此之损失?为什么会从60多跌到现在的几块钱?你告诉我!

赵勇:我想问的是朝华科技里有我的同学吗?(起哄)

郎咸平:有没有同学不重要。我告诉你,长虹里也有我的学生在里面,我才会知道这么多事,公理自在人心!(场下叫好声,激烈掌声)

郎咸平:我讲的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不是个人的小问题!(场下继续叫好声,激烈掌声)

郎咸平:我说过很多话,我对媒体的报道从来不怀疑,媒体只要尽责任报道就行,即使有改变也是媒体根据自己的判断做的改变。

郎咸平:我告诉你,我写的关于长虹的文章,我马上寄给你。

赵勇:OK

郎咸平:还有,我写了一本新书,就叫《MBO》,第一章就是长虹!(场下叫好声,激烈掌声)

赵勇: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预言是错误的!

郎咸平:哦,我告诉你,如果这是真的,我替全国老百姓高兴,我替他们谢谢你!(场下叫好声,长时间激烈掌声)


情景A 赵勇要“请教”

这次的成都之行显然会让“郎监管”记忆深刻!昨天,被媒体称为“郎监管”的郎咸平到成都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讲座,这场讲座的下半场出现了一位特殊的“听众”———四川长虹的董事长赵勇,赵勇在提问中要郎咸平澄清一个说法,不过郎咸平没能给他满意答复,一场“激烈”的争论发生了。


昨日郎咸平应邀到成都举办讲座,整个讲座从上午9时持续到了下午4时30分,技术讲座后,主持人宣布听众可以和郎咸平进行提问互动交流。

按程序,听众将问题写到纸上由工作人员转交给郎咸平。“请问您对中国股改有什么看法?” 郎咸平回答完第一个问题后,主持人突然宣布,“现场观众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向郎教授提问!”随后,坐在第一排的一位戴眼镜的男士站了起来, “我先自我介绍,我是四川长虹的董事长赵勇……听了您的演讲,非常精彩,非常富有激情,但我感觉有一种遗憾!(提高了声音)您今天到了四川,您应该谈谈长虹(台下爆发出掌声),因为时间非常有限,郎教授谈长虹当是长篇大论,今天肯定时间不允许,那我就想问几个问题。”郎咸平连说:“好! 好!”

赵勇要提问让现场听众激动不已,台下纷纷响起掌声,谁也没想到,一场激烈的争论由此开始了。

情景B 郎咸平急了

赵勇随后表示,“那我给你提个问题,看你是否能回忆起来?”赵勇称,文章的观点说长虹有MBO趋向,“作为论述,其中谈到我这一块,你的主要依据就谈到长虹朝华、朝华科技,说我回成都工作以后,在搞IT,和朝华集团合资成立了长虹朝华公司,文里的这一段描述,我不知道郎先生还记不记得?”

“请讲”, 郎咸平回答。

赵勇紧接着说,“这句话是不是您说的?谈到朝华的这么一句话,我要告诉大家,‘朝华第一大股东四川立信的老总是赵勇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你说过这样的话没有?” 赵勇顿了一下并提高了声调,“请您仔细回忆,因为这段话、因为有这么一段话,我这边日子很不好过!”

听到这里,听众的掌声与笑声同响。赵勇接着说:“请您仔细回忆,你说过这段话吗?”

“你今天……你今天是要我澄清这个事情呢?还是想进一步叙述呢?” 郎咸平刚刚说完,赵勇接着说,“澄清事实!”

郎咸平表示可以 “谈事实”,随着气氛升温,双方都提高了嗓门,并争论起朝华的背景和长虹的关系。

主持人希望制止双方的争执,打断双方,希望郎咸平能谈论“信托改革问题”。

“我给你讲,你损害了我个人的名义,我希望你能澄清一下”,赵勇称郎咸平是“哗众取宠”, 郎咸平回称,“我是哗众取宠,但我讲的是对的”。

主持人再次提出新的问题,“职业经理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和能力”,郎咸平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再次谈到长虹2004年的亏损问题。

赵勇随后再次要求,“请回答我提的问题”。郎咸平显然急了,“有没有同学不再重要?……你可以去告我!”

赵勇称,“我过去没有想过告你,你有说过吗?”

郎咸平回答,“对不起,我不回答这种问题”。我的发言很多媒体都报道了,对“长虹本身,我写的文章里面有,我马上寄给你,如果你们有任何话题,你再来找我说,对于别人讲的话,我没有必要回答。”

上周末,赵勇曾首次回应郎咸平的质疑,称“郎咸平攻击我搞MBO,我不怕。”赵勇昨天表示,“我可以证明、保证你是错误的。”

郎咸平最后对全场挥了挥手,称,“我不是针对赵勇个人,作为一个企业家,成长的确非常不容易,我谈的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希望职业经理人,无论服务国企还是民企,我代表股民,希望大家尽责,替国家和百姓造福。”

郎咸平刚刚说完,主持人匆匆宣布,交流结束!

情景A 赵勇要“请教”

这次的成都之行显然会让“郎监管”记忆深刻!昨天,被媒体称为“郎监管”的郎咸平到成都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讲座,这场讲座的下半场出现了一位特殊的“听众”———四川长虹的董事长赵勇,赵勇在提问中要郎咸平澄清一个说法,不过郎咸平没能给他满意答复,一场“激烈”的争论发生了。


昨日郎咸平应邀到成都举办讲座,整个讲座从上午9时持续到了下午4时30分,技术讲座后,主持人宣布听众可以和郎咸平进行提问互动交流。

按程序,听众将问题写到纸上由工作人员转交给郎咸平。“请问您对中国股改有什么看法?” 郎咸平回答完第一个问题后,主持人突然宣布,“现场观众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向郎教授提问!”随后,坐在第一排的一位戴眼镜的男士站了起来, “我先自我介绍,我是四川长虹的董事长赵勇……听了您的演讲,非常精彩,非常富有激情,但我感觉有一种遗憾!(提高了声音)您今天到了四川,您应该谈谈长虹(台下爆发出掌声),因为时间非常有限,郎教授谈长虹当是长篇大论,今天肯定时间不允许,那我就想问几个问题。”郎咸平连说:“好! 好!”

赵勇要提问让现场听众激动不已,台下纷纷响起掌声,谁也没想到,一场激烈的争论由此开始了。

情景B 郎咸平急了

赵勇随后表示,“那我给你提个问题,看你是否能回忆起来?”赵勇称,文章的观点说长虹有MBO趋向,“作为论述,其中谈到我这一块,你的主要依据就谈到长虹朝华、朝华科技,说我回成都工作以后,在搞IT,和朝华集团合资成立了长虹朝华公司,文里的这一段描述,我不知道郎先生还记不记得?”

“请讲”, 郎咸平回答。

赵勇紧接着说,“这句话是不是您说的?谈到朝华的这么一句话,我要告诉大家,‘朝华第一大股东四川立信的老总是赵勇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你说过这样的话没有?” 赵勇顿了一下并提高了声调,“请您仔细回忆,因为这段话、因为有这么一段话,我这边日子很不好过!”

听到这里,听众的掌声与笑声同响。赵勇接着说:“请您仔细回忆,你说过这段话吗?”

“你今天……你今天是要我澄清这个事情呢?还是想进一步叙述呢?” 郎咸平刚刚说完,赵勇接着说,“澄清事实!”

郎咸平表示可以 “谈事实”,随着气氛升温,双方都提高了嗓门,并争论起朝华的背景和长虹的关系。

主持人希望制止双方的争执,打断双方,希望郎咸平能谈论“信托改革问题”。

“我给你讲,你损害了我个人的名义,我希望你能澄清一下”,赵勇称郎咸平是“哗众取宠”, 郎咸平回称,“我是哗众取宠,但我讲的是对的”。

主持人再次提出新的问题,“职业经理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和能力”,郎咸平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再次谈到长虹2004年的亏损问题。

赵勇随后再次要求,“请回答我提的问题”。郎咸平显然急了,“有没有同学不再重要?……你可以去告我!”

赵勇称,“我过去没有想过告你,你有说过吗?”

郎咸平回答,“对不起,我不回答这种问题”。我的发言很多媒体都报道了,对“长虹本身,我写的文章里面有,我马上寄给你,如果你们有任何话题,你再来找我说,对于别人讲的话,我没有必要回答。”

上周末,赵勇曾首次回应郎咸平的质疑,称“郎咸平攻击我搞MBO,我不怕。”赵勇昨天表示,“我可以证明、保证你是错误的。”

郎咸平最后对全场挥了挥手,称,“我不是针对赵勇个人,作为一个企业家,成长的确非常不容易,我谈的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希望职业经理人,无论服务国企还是民企,我代表股民,希望大家尽责,替国家和百姓造福。”

郎咸平刚刚说完,主持人匆匆宣布,交流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