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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28
人以群分,房以类聚

■陆新之

元宵夜,明明张贴了禁放烟花爆竹的小区里,鞭炮齐鸣,而物业管理佯作不知。邻居罗叔为此相当苦恼,因为他正忙着赶写给大客户的提案,非常不习惯这种喧闹的氛围。

不过,他自己也会说,相比之下,他还不算运气太差。因为他公司的另外一个合伙人,家住另外的TOWNHOUSE高尚社区,但是春节期间他在项目引以为豪的草地花园之中漫步难得小资一把的时候,却屡屡遭遇狗粪,弄得非常扫兴。当他看到有人在草地上纵狗大小便,乃正色上前提出,不料却遭遇了工体之中常常听到的市骂,两人初而口角,继而身体有所接触,年自然过得不爽。

事实上,以“雅”为邻,还是与“犬”通谊,早就是现在居住之中的一个问题。在同一个小区住着,也许你喜欢吃王致和的臭豆腐,他喜欢吃必胜客的比萨;你喜欢狐朋狗友聚在一起喝酒,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看书写作。但是因为你们的钱包具有相同的膨胀程度,所以你们成为了邻居。

地产商业化以后是有一些实际结果的。住宅,从高密度到低密度,从塔楼到板楼,从低层到联栋别墅,再到独立住宅,现在则是追求能享有郊外空间的别墅,看上去品位或者居住质量是在提高之中。但是,花园再漂亮,游泳池里的水再干净,硬环境并不一定就能保证舒适生活,其实缺乏具有文化性格的地产,就缺少了可供不同消费者选择的居住方式。这个问题是目前中国房地产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目前所谓的商业社会,其实内里还是比较低层面的市场阶段。大多数人选择居住环境的主要门槛就是金钱,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限制——除非你遇到李敖老人家的女儿,那就可能经常会遭到投诉。这几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各色小区,除了地段和价格上的差异,绿化以及规划大体雷同,似乎再也没有多大的本质区别,至少没有文化层面上的区隔。如果说选择邻居的门槛只是金钱,而拥有同等金钱的人又大相径庭,甚至是相互矛盾,那么选择合适的邻居,至少在家里面和谐社会一把,多少还显得是一种奢望。

城市化过程之中,日趋成熟的房地产业,迟早会衍生出一种社会学的现象。那就是不同的社区代表不同的符号,这使得区域感增强,慢慢地,阶层也会自然形成。不管政府部门和开发商怎么调整,区域自己会形成不同的阶层。这个时候不同阶层除了有对房子的基本需求外,还有本阶层特有的烙印和符号,这就是文化性格和文化认同。

房地产的发展,应该可以借鉴汽车业的很多规律。一开始福特的老子做企业的时候,汽车能跑就行,到后来轮子不爆就是好车。现在都知道奔驰透露出的是尊贵,宝马代表驾驶的乐趣,沃尔沃象征一种安全,这种精神层面的附加值就是产品的文化内涵。

当然,不能说房地产不讲文化。打文化牌,把文化当成一种商业社会的营销手段,在房地产界已经成了一种趋势。开发商不停追求文化卖点,美式讲过了,法式讲过了,西班牙式也讲过了。自从2001年在北京有人提出文化营销以来,就形成了一窝蜂讲文化的现象,以至于目前很少有项目只谈功能了,更多的是谈一些容易让人审美疲劳的概念。

其实暂时不需要求太多,简而言之,房地产以及居住文化,总应该有时代感,建筑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这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说没有时代感,仅仅是简单地模仿过去,或把国外的东西完全搬来,实际上并不能让人住得有文化感。

所以,要达到人以群分、房以类聚这种理想居住生活模式,我看怎么也还得有一段时间。

人以群分,房以类聚

■陆新之

元宵夜,明明张贴了禁放烟花爆竹的小区里,鞭炮齐鸣,而物业管理佯作不知。邻居罗叔为此相当苦恼,因为他正忙着赶写给大客户的提案,非常不习惯这种喧闹的氛围。

不过,他自己也会说,相比之下,他还不算运气太差。因为他公司的另外一个合伙人,家住另外的TOWNHOUSE高尚社区,但是春节期间他在项目引以为豪的草地花园之中漫步难得小资一把的时候,却屡屡遭遇狗粪,弄得非常扫兴。当他看到有人在草地上纵狗大小便,乃正色上前提出,不料却遭遇了工体之中常常听到的市骂,两人初而口角,继而身体有所接触,年自然过得不爽。

事实上,以“雅”为邻,还是与“犬”通谊,早就是现在居住之中的一个问题。在同一个小区住着,也许你喜欢吃王致和的臭豆腐,他喜欢吃必胜客的比萨;你喜欢狐朋狗友聚在一起喝酒,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看书写作。但是因为你们的钱包具有相同的膨胀程度,所以你们成为了邻居。

地产商业化以后是有一些实际结果的。住宅,从高密度到低密度,从塔楼到板楼,从低层到联栋别墅,再到独立住宅,现在则是追求能享有郊外空间的别墅,看上去品位或者居住质量是在提高之中。但是,花园再漂亮,游泳池里的水再干净,硬环境并不一定就能保证舒适生活,其实缺乏具有文化性格的地产,就缺少了可供不同消费者选择的居住方式。这个问题是目前中国房地产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目前所谓的商业社会,其实内里还是比较低层面的市场阶段。大多数人选择居住环境的主要门槛就是金钱,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限制——除非你遇到李敖老人家的女儿,那就可能经常会遭到投诉。这几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各色小区,除了地段和价格上的差异,绿化以及规划大体雷同,似乎再也没有多大的本质区别,至少没有文化层面上的区隔。如果说选择邻居的门槛只是金钱,而拥有同等金钱的人又大相径庭,甚至是相互矛盾,那么选择合适的邻居,至少在家里面和谐社会一把,多少还显得是一种奢望。

城市化过程之中,日趋成熟的房地产业,迟早会衍生出一种社会学的现象。那就是不同的社区代表不同的符号,这使得区域感增强,慢慢地,阶层也会自然形成。不管政府部门和开发商怎么调整,区域自己会形成不同的阶层。这个时候不同阶层除了有对房子的基本需求外,还有本阶层特有的烙印和符号,这就是文化性格和文化认同。

房地产的发展,应该可以借鉴汽车业的很多规律。一开始福特的老子做企业的时候,汽车能跑就行,到后来轮子不爆就是好车。现在都知道奔驰透露出的是尊贵,宝马代表驾驶的乐趣,沃尔沃象征一种安全,这种精神层面的附加值就是产品的文化内涵。

当然,不能说房地产不讲文化。打文化牌,把文化当成一种商业社会的营销手段,在房地产界已经成了一种趋势。开发商不停追求文化卖点,美式讲过了,法式讲过了,西班牙式也讲过了。自从2001年在北京有人提出文化营销以来,就形成了一窝蜂讲文化的现象,以至于目前很少有项目只谈功能了,更多的是谈一些容易让人审美疲劳的概念。

其实暂时不需要求太多,简而言之,房地产以及居住文化,总应该有时代感,建筑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这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说没有时代感,仅仅是简单地模仿过去,或把国外的东西完全搬来,实际上并不能让人住得有文化感。

所以,要达到人以群分、房以类聚这种理想居住生活模式,我看怎么也还得有一段时间。

人以群分,房以类聚

■陆新之

乡镇企业渐行渐远

陆新之

乡镇企业似乎是属于那个已经远去的20世纪80年代的词汇。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曾经风光无限的乡镇企业也在商界中成为一种弱势族群。年末之际的科龙为格林柯尔所收购事件,更易使人感慨一代乡镇企业的风流也终告一段落。
所谓的乡镇企业,首先想到的必然是产权问题。作为集体投资的资产,其不断壮大和积累,最后必然还是以集体所有制为本。因此,自然也存在一直以来为人所关心的产权问题,所谓的创业者积极性难免受到影响。
不过,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曾经是市场经济最为活跃的乡镇企业里面,创业者的利益一般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它们大多经历了十几二十年的发展,由于其是以几何级数的倍率在增长,因此大多数第一代创业者都可以在分配机制灵活的乡镇企业之中获得比国企经营管理者实际得多的收益。
即使有一些在分配之中收益不满意的,也可以通过被猎头看好或者另起炉灶而迅速兑现财富。许许多多生产或者经营模式类似的VCD与电视机厂商的出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所谓的“59岁危机”在乡镇企业里面并不严重。
春节期间,一位正在研究香港企业投资珠江三角洲行为模式的证券公司高级研究员与笔者详谈时专门提到,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问题,恐怕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其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再进一步扩展时所遭遇的瓶颈。
早在去年科龙全面引入营销空降兵团进行新包装之前,科龙内部对于公司宣传一直还是以中国最大的乡镇企业为口号的做法而颇有微词。因此,在新的整合营销开展之后,科龙在品牌的外形设计以及传播方面都营造了一种高新科技的效果,只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最后科龙仍然无法摆脱其坏帐过多、产品销售下滑的颓势而被迫易主。但很显然,在科龙为民营企业新贵格林柯尔并吞之前,已再不愿依赖所谓的乡镇企业模式。
科龙一度成为国际投资者的宠儿,被评选为“亚洲最佳上市公司”之列,毋庸置疑,其经营管理上一定有其独到之处。而顺德仅仅一个镇,就出现了科龙、美的、格兰仕等等巨型生产厂商,产值能够居于全国强镇的前几位,南海和东莞等珠江三角洲市县也有着类似的经济奇迹,这些地区在过去20年间的创业环境培养,同样也是可圈可点的。
这些乡镇企业在起步时,往往先与小规模的港商合资合作,或借鉴香港厂商的生产模式,在实际运作之中慢慢积累壮大。这些乡镇企业的崛起,无疑得益于香港制造业的整体北迁,无论是订单还是管理模式,都使得农村迅速工业化的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
事实上,珠江三角洲一带的重商气氛也直接助长了乡镇企业的膨胀。在广州的南华西街或者高第街,随便一个摊档上踩着电单车送货的老板,也有以百万为单位计算的家产。家庭小商业的传统,在珠江三角洲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但是,这种模式很难过渡到大企业的生产方式。
就像前一段一度成为话题焦点的家族企业一样,所谓的乡镇企业,其经营运作之中蕴含着更大的非市场因素的消极效应,那就是经营管理的先天不足。就像家族企业最容易受到批评的方面是管理层中有太多家族成员,未能起到最好的管理作用一样,乡镇企业与乡镇政府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始终在制约着企业的发展壮大。
10多年前,在珠江三角洲一带,乡镇政府关心更多的是“筑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一类感情色彩明显的招商引资的做法,后来也有过不少乡镇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名校人才的豪举,但是,毕竟整个市场经济大氛围的改善不是几年内就能见效的。
笔者最近采访一位在某外资金融机构任职的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他一直在珠江三角洲某著名生产企业工作,后来任副厂长,“收入比起现在的外资公司来说相差已经不多,而且居住环境不错,甚至企业会为高级行政人员配家庭保姆。”他坚称离开那家乡镇企业并不是为了钱。“但是整个企业所在的地区人文氛围比较弱,生活质量和服务比起大中城市来说还有一定的差距。例如很多宾馆、酒店还用着旧式的电话插座,笔记本电脑甚至无法拨号上网。这种感觉让人很难长久在这样的城市里面呆下去。”
除了生活,他还提到工作中的一些微妙问题,“企业和当地政府联系紧密,政府会配套出台很多政策来让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例如银行贷款会更容易,也容易获得额度上市筹资。但坦白来讲,我们这些熟悉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会很担心,因为企业在膨胀过程中会有一些水分。我们不敢相信企业可以一直这样赚钱,所以后来我选择了另外的行业重新开始,虽然这家公司的年业务增长率没有百分之二三十,但是我知道每年8%的业务增长率都是实数,不是靠大量库存和挂帐做出来的。”
他也提到,“政府行为除了为企业开很多本来不必要的绿灯之外,也会给企业提一些额外的要求。越是知名度越大的企业,在修桥铺路以及公益事业方面,越会有更多的捐赠和摊销支出。某些大的上市公司,这方面的费用一年甚至高达5000万元!我以前那家工厂,全盛时期有1万多人,过去几年产业调整,要裁员的时候就会有人来打招呼,认为这样会影响当地形象,建议企业用其他方式来消化需要下岗的人员。某种意义上,乡镇企业也遭遇到国有企业的类似尴尬情形。”
如果质疑家族管理层和许多地区政企不分的老大型国有企业经营效率,我们就不得不在面对在创业阶段能够获得惊人增长的乡镇企业的现状和未来时打一个问号。毕竟,很难相信每一个乡镇政府里面都有足够的商业人才去参与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市场经济和诸侯经济必然有着冲突的情况下,同样的乡镇政府把企业视同己出为其过分保驾护航,同时又视之为财政支出来源的做法也很难说是符合时宜。
在顺德,美的公司也一早实行了MBO企业管理层融资持股制度,着手解决在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最为微妙的产权问题。事实上,即便产权在帐目上能得到厘清,但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能否有个合理了断,真正获得一个较为市场化的经营环境,似乎还是未知之数。
或许,对于乡镇企业,我们可以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不仅仅是盯着其先天不足。在所谓的“新业态”的销售公司国美、苏宁、三联等崛起之后,传统百货纷纷遭遇冲击,业绩直线下滑。而在这些大型销售企业衰败之际,珠江三角洲中名声最大的乡镇企业大数属于巨无霸级别的传统生产型企业,同样面临着产业转型的局面。
当中国由往日的“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之后,生产线越多、销量越大的传统生产型企业反而越尾大不掉。一方面人工水电房租等成本逐年抬升,技术改造和升级瓶颈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市场开始停滞,库存以及应收帐款越来越多。每年浩浩荡荡的“民工潮”早就由广东一家独有变成沿海地区的普遍现象,劳动密集型生产的黄金时代至少不再了,其中最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乡镇企业的陨落,有着必然的外界压力。
当然,提起珠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就不能忽略香港经济的影响。作为“前店后厂”的一部分,珠江三角洲成为香港企业的大后方已经超过20年。20世纪80年代,港资在珠江三角洲的投入几乎占总额的八九成,深圳来往香港与珠江三角洲之间的庞大货柜车流的盛况一直维持到1997年金融风暴前。其后香港经济衰退的情形已是众所周知,对珠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来说,这样一个超级大客户兼合作伙伴的颓败造成的打击也是颇为沉重的。
不过,对于企业成份划分复杂的中国企业来说,乡镇企业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转型变化,都不会比原来更坏。在一个WTO后游戏规则迅速变化的时代,大型国企都得改制,中小型企业可以拍卖转移产权,家族企业也不得不引入更多外部的管理力量,那么,乡镇企业无论是出售、变卖还是购并,只要是市场自发力量带来的组合,都至少是一种进步。对此,我们似乎应该更多地关注怎样的转换最为有效、最能发挥资源配置作用,而不是一些多余的感慨和抒情。

乡镇企业渐行渐远

陆新之

乡镇企业似乎是属于那个已经远去的20世纪80年代的词汇。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曾经风光无限的乡镇企业也在商界中成为一种弱势族群。年末之际的科龙为格林柯尔所收购事件,更易使人感慨一代乡镇企业的风流也终告一段落。
所谓的乡镇企业,首先想到的必然是产权问题。作为集体投资的资产,其不断壮大和积累,最后必然还是以集体所有制为本。因此,自然也存在一直以来为人所关心的产权问题,所谓的创业者积极性难免受到影响。
不过,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曾经是市场经济最为活跃的乡镇企业里面,创业者的利益一般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它们大多经历了十几二十年的发展,由于其是以几何级数的倍率在增长,因此大多数第一代创业者都可以在分配机制灵活的乡镇企业之中获得比国企经营管理者实际得多的收益。
即使有一些在分配之中收益不满意的,也可以通过被猎头看好或者另起炉灶而迅速兑现财富。许许多多生产或者经营模式类似的VCD与电视机厂商的出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所谓的“59岁危机”在乡镇企业里面并不严重。
春节期间,一位正在研究香港企业投资珠江三角洲行为模式的证券公司高级研究员与笔者详谈时专门提到,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问题,恐怕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其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再进一步扩展时所遭遇的瓶颈。
早在去年科龙全面引入营销空降兵团进行新包装之前,科龙内部对于公司宣传一直还是以中国最大的乡镇企业为口号的做法而颇有微词。因此,在新的整合营销开展之后,科龙在品牌的外形设计以及传播方面都营造了一种高新科技的效果,只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最后科龙仍然无法摆脱其坏帐过多、产品销售下滑的颓势而被迫易主。但很显然,在科龙为民营企业新贵格林柯尔并吞之前,已再不愿依赖所谓的乡镇企业模式。
科龙一度成为国际投资者的宠儿,被评选为“亚洲最佳上市公司”之列,毋庸置疑,其经营管理上一定有其独到之处。而顺德仅仅一个镇,就出现了科龙、美的、格兰仕等等巨型生产厂商,产值能够居于全国强镇的前几位,南海和东莞等珠江三角洲市县也有着类似的经济奇迹,这些地区在过去20年间的创业环境培养,同样也是可圈可点的。
这些乡镇企业在起步时,往往先与小规模的港商合资合作,或借鉴香港厂商的生产模式,在实际运作之中慢慢积累壮大。这些乡镇企业的崛起,无疑得益于香港制造业的整体北迁,无论是订单还是管理模式,都使得农村迅速工业化的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
事实上,珠江三角洲一带的重商气氛也直接助长了乡镇企业的膨胀。在广州的南华西街或者高第街,随便一个摊档上踩着电单车送货的老板,也有以百万为单位计算的家产。家庭小商业的传统,在珠江三角洲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但是,这种模式很难过渡到大企业的生产方式。
就像前一段一度成为话题焦点的家族企业一样,所谓的乡镇企业,其经营运作之中蕴含着更大的非市场因素的消极效应,那就是经营管理的先天不足。就像家族企业最容易受到批评的方面是管理层中有太多家族成员,未能起到最好的管理作用一样,乡镇企业与乡镇政府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始终在制约着企业的发展壮大。
10多年前,在珠江三角洲一带,乡镇政府关心更多的是“筑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一类感情色彩明显的招商引资的做法,后来也有过不少乡镇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名校人才的豪举,但是,毕竟整个市场经济大氛围的改善不是几年内就能见效的。
笔者最近采访一位在某外资金融机构任职的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他一直在珠江三角洲某著名生产企业工作,后来任副厂长,“收入比起现在的外资公司来说相差已经不多,而且居住环境不错,甚至企业会为高级行政人员配家庭保姆。”他坚称离开那家乡镇企业并不是为了钱。“但是整个企业所在的地区人文氛围比较弱,生活质量和服务比起大中城市来说还有一定的差距。例如很多宾馆、酒店还用着旧式的电话插座,笔记本电脑甚至无法拨号上网。这种感觉让人很难长久在这样的城市里面呆下去。”
除了生活,他还提到工作中的一些微妙问题,“企业和当地政府联系紧密,政府会配套出台很多政策来让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例如银行贷款会更容易,也容易获得额度上市筹资。但坦白来讲,我们这些熟悉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会很担心,因为企业在膨胀过程中会有一些水分。我们不敢相信企业可以一直这样赚钱,所以后来我选择了另外的行业重新开始,虽然这家公司的年业务增长率没有百分之二三十,但是我知道每年8%的业务增长率都是实数,不是靠大量库存和挂帐做出来的。”
他也提到,“政府行为除了为企业开很多本来不必要的绿灯之外,也会给企业提一些额外的要求。越是知名度越大的企业,在修桥铺路以及公益事业方面,越会有更多的捐赠和摊销支出。某些大的上市公司,这方面的费用一年甚至高达5000万元!我以前那家工厂,全盛时期有1万多人,过去几年产业调整,要裁员的时候就会有人来打招呼,认为这样会影响当地形象,建议企业用其他方式来消化需要下岗的人员。某种意义上,乡镇企业也遭遇到国有企业的类似尴尬情形。”
如果质疑家族管理层和许多地区政企不分的老大型国有企业经营效率,我们就不得不在面对在创业阶段能够获得惊人增长的乡镇企业的现状和未来时打一个问号。毕竟,很难相信每一个乡镇政府里面都有足够的商业人才去参与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市场经济和诸侯经济必然有着冲突的情况下,同样的乡镇政府把企业视同己出为其过分保驾护航,同时又视之为财政支出来源的做法也很难说是符合时宜。
在顺德,美的公司也一早实行了MBO企业管理层融资持股制度,着手解决在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最为微妙的产权问题。事实上,即便产权在帐目上能得到厘清,但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能否有个合理了断,真正获得一个较为市场化的经营环境,似乎还是未知之数。
或许,对于乡镇企业,我们可以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不仅仅是盯着其先天不足。在所谓的“新业态”的销售公司国美、苏宁、三联等崛起之后,传统百货纷纷遭遇冲击,业绩直线下滑。而在这些大型销售企业衰败之际,珠江三角洲中名声最大的乡镇企业大数属于巨无霸级别的传统生产型企业,同样面临着产业转型的局面。
当中国由往日的“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之后,生产线越多、销量越大的传统生产型企业反而越尾大不掉。一方面人工水电房租等成本逐年抬升,技术改造和升级瓶颈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市场开始停滞,库存以及应收帐款越来越多。每年浩浩荡荡的“民工潮”早就由广东一家独有变成沿海地区的普遍现象,劳动密集型生产的黄金时代至少不再了,其中最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乡镇企业的陨落,有着必然的外界压力。
当然,提起珠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就不能忽略香港经济的影响。作为“前店后厂”的一部分,珠江三角洲成为香港企业的大后方已经超过20年。20世纪80年代,港资在珠江三角洲的投入几乎占总额的八九成,深圳来往香港与珠江三角洲之间的庞大货柜车流的盛况一直维持到1997年金融风暴前。其后香港经济衰退的情形已是众所周知,对珠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来说,这样一个超级大客户兼合作伙伴的颓败造成的打击也是颇为沉重的。
不过,对于企业成份划分复杂的中国企业来说,乡镇企业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转型变化,都不会比原来更坏。在一个WTO后游戏规则迅速变化的时代,大型国企都得改制,中小型企业可以拍卖转移产权,家族企业也不得不引入更多外部的管理力量,那么,乡镇企业无论是出售、变卖还是购并,只要是市场自发力量带来的组合,都至少是一种进步。对此,我们似乎应该更多地关注怎样的转换最为有效、最能发挥资源配置作用,而不是一些多余的感慨和抒情。

地产调控必然持续 适度消费也会鼓励
(网易商业主编直评)
陆新之

有媒体报道认为,新公布的这份文件有寓意,也有矛盾。

事实上这种想法,也对也不对。首先,该份文件中的前几项内容主要是延续去年以来的调控政策,包括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应,继续防止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和房价上涨过快,加强对“炒房”的监控等,而最后一条内容却明确提出“鼓励居民适时适度消费”,的确比起过去一年来同种性质的文件之中,多出一个方向。可以看作是一个较为正面的信号。

其次,如果对地产业内了解不深的话,会将政府去年对于房价的调控,理解为对于房地产业的整体调控。实际上,真正的目标只是防治过热,一是房价过热,二是开发投资过热。而对于房地产业,因为有着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定义,并无彻底打压的意图,也不可能有。

因此,鼓励适度消费,乃是顺应市场需求和民心的一着。让社会公众能够改善居住质量,能够通过消费增加内需,倒是难得的双赢之举。

所以调控房价,调控投资过热,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是主调。但同时,鼓励适度消费也会并存。初看上去矛盾的主张,对于转轨之中的中国各种经济问题,都是适用的。不一刀切,才是政策的进步。

地产调控必然持续 适度消费也会鼓励
(网易商业主编直评)
陆新之

有媒体报道认为,新公布的这份文件有寓意,也有矛盾。

事实上这种想法,也对也不对。首先,该份文件中的前几项内容主要是延续去年以来的调控政策,包括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应,继续防止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和房价上涨过快,加强对“炒房”的监控等,而最后一条内容却明确提出“鼓励居民适时适度消费”,的确比起过去一年来同种性质的文件之中,多出一个方向。可以看作是一个较为正面的信号。

其次,如果对地产业内了解不深的话,会将政府去年对于房价的调控,理解为对于房地产业的整体调控。实际上,真正的目标只是防治过热,一是房价过热,二是开发投资过热。而对于房地产业,因为有着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定义,并无彻底打压的意图,也不可能有。

因此,鼓励适度消费,乃是顺应市场需求和民心的一着。让社会公众能够改善居住质量,能够通过消费增加内需,倒是难得的双赢之举。

所以调控房价,调控投资过热,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是主调。但同时,鼓励适度消费也会并存。初看上去矛盾的主张,对于转轨之中的中国各种经济问题,都是适用的。不一刀切,才是政策的进步。

如何清洁镜头?


作者:Digieyes

发表时间:2001年8月27日


首先,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要擦拭镜头。其实,镜头表面的指印、灰尘、水渍对于成像并无太大影响。只要不让强烈的阳光直射到镜头上就可以了。我想,坛子里的网友从一个讨厌的指印开始,擦,擦,擦,最后把镜头擦成大花脸的不在少数。没办法,因为太爱相机了。我就是一例。我的经验是镜头总是越擦越糟,而不是越擦越好,不要指望可以把镜头恢复到刚出厂时的状态。言归正传,如果万不得已需要擦拭镜头,希望我的经验教训会有帮助。

我不喜欢用镜头盖,所以我的每只镜头上至少有UV镜保护。毕竟只有百来块的东西,就是刮花了也不会太心疼。每次外出回来我的UV都惨不忍睹,指印、灰尘、水渍、油渍、唾沫星子。。。。。。。于是开擦。

我用过几种镜头水:

市场上三件装的清洁套装里的镜头水:这东西纯粹骗人,一把刷子、几张镜头纸、一瓶不知成分的液体(物色、无味、不易挥发,估计只是纯水而已)。几块钱的东西买到几十块。我买过两三种不同品牌的,现在只用棉花沾着擦拭机身上的汗渍。建议不要购买。

德国原产的哈玛镜头水:哈玛的配件还是挺有名的,但是这镜头水。。。。。。,不过也许是我不的要领。15毫升,成分不明(德文),极易挥发,在手指上有轻微的滑腻感,约50人民币。这东西不假,可是我总是用不好。擦完了,总在镜头上留下许多印记,也许是因为含有太多的清洁成分。

柯达镜头水:主要成分是水和炭氨,约80人民币。较易挥发,无滑腻感。我觉得对油渍的清洁效果不错。但干燥后会留下少许印渍。我通常用它来清洁表面的污渍。

无水乙醇:我买的是分析纯的,10人民币一大瓶,我想如果有更纯的应该更好。我一般用来做最后的处理。

擦拭工具:

镜头纸:尽可能买高级的产品。但绝不能用来直接擦拭镜头。我一般将其剪成一条条的,用纸角来清除气球吹不走的大粒灰尘。

吹气球:尽可能买高级的产品。有些国产的吹气球在橡胶老化后内部会有颗粒脱落,会随气流吹出。那时你的镜头。。。。。。

脱脂棉:医药商店有售,尽量挑选纤维比较长,比较整齐的,1元一大包。好象,MM们用的卸装棉品质不错,但不确定是否是脱脂的,所以不敢用。棉花我一般也放入干燥箱,以确保其吸收性能。

擦拭方法:

先用吹气球吹去灰尘,个别吹不走的用镜头纸小心剔去,一定要小心,不要用力。

取少许棉花,沾柯达镜头水,湿一点好,小心粘去人在镜头上的灰尘、污渍。不要硬来。

在确保表面无可见的灰尘颗粒后,可以大面积擦拭。先准备较小的棉花球若干,压遍成饼状,大小以镜面三分之一为宜。再准备大棉花球若干,也压遍成饼状,大小以镜面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为宜,尽量不要让棉纤维暴露工作面上。用小棉花球沾柯达镜头水,干一点好,由中心以螺旋状擦拭镜面,不要走回头路。然后,趁镜头水未干时,用大棉花球以同样方式轻擦镜面。若一次效果不满意,可以在来一次,但用过的棉花球就不要再用了。若对镜头上留有的水渍仍不满意,可以用酒精作最后的处理,方法一样。我个人觉得纯酒精有很好的去水渍效果。

擦拭时的手法很重要,要用力轻,要均匀。可以用旧的UV来练习。用上述方法擦过得UV几乎和新的一样,即使凑近仔细观察镜面反射光也十分满意。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小心擦拭,对镜面镀膜总是有损害的,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要擦拭镜头。相机是用的,不是拿来看的

陆注:这几天总有朋友问起怎么擦镜头,转一篇写得详细的。我的建议,不熟悉照材的人,最好不要擦。

如何清洁镜头?


作者:Digieyes

发表时间:2001年8月27日


首先,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要擦拭镜头。其实,镜头表面的指印、灰尘、水渍对于成像并无太大影响。只要不让强烈的阳光直射到镜头上就可以了。我想,坛子里的网友从一个讨厌的指印开始,擦,擦,擦,最后把镜头擦成大花脸的不在少数。没办法,因为太爱相机了。我就是一例。我的经验是镜头总是越擦越糟,而不是越擦越好,不要指望可以把镜头恢复到刚出厂时的状态。言归正传,如果万不得已需要擦拭镜头,希望我的经验教训会有帮助。

我不喜欢用镜头盖,所以我的每只镜头上至少有UV镜保护。毕竟只有百来块的东西,就是刮花了也不会太心疼。每次外出回来我的UV都惨不忍睹,指印、灰尘、水渍、油渍、唾沫星子。。。。。。。于是开擦。

我用过几种镜头水:

市场上三件装的清洁套装里的镜头水:这东西纯粹骗人,一把刷子、几张镜头纸、一瓶不知成分的液体(物色、无味、不易挥发,估计只是纯水而已)。几块钱的东西买到几十块。我买过两三种不同品牌的,现在只用棉花沾着擦拭机身上的汗渍。建议不要购买。

德国原产的哈玛镜头水:哈玛的配件还是挺有名的,但是这镜头水。。。。。。,不过也许是我不的要领。15毫升,成分不明(德文),极易挥发,在手指上有轻微的滑腻感,约50人民币。这东西不假,可是我总是用不好。擦完了,总在镜头上留下许多印记,也许是因为含有太多的清洁成分。

柯达镜头水:主要成分是水和炭氨,约80人民币。较易挥发,无滑腻感。我觉得对油渍的清洁效果不错。但干燥后会留下少许印渍。我通常用它来清洁表面的污渍。

无水乙醇:我买的是分析纯的,10人民币一大瓶,我想如果有更纯的应该更好。我一般用来做最后的处理。

擦拭工具:

镜头纸:尽可能买高级的产品。但绝不能用来直接擦拭镜头。我一般将其剪成一条条的,用纸角来清除气球吹不走的大粒灰尘。

吹气球:尽可能买高级的产品。有些国产的吹气球在橡胶老化后内部会有颗粒脱落,会随气流吹出。那时你的镜头。。。。。。

脱脂棉:医药商店有售,尽量挑选纤维比较长,比较整齐的,1元一大包。好象,MM们用的卸装棉品质不错,但不确定是否是脱脂的,所以不敢用。棉花我一般也放入干燥箱,以确保其吸收性能。

擦拭方法:

先用吹气球吹去灰尘,个别吹不走的用镜头纸小心剔去,一定要小心,不要用力。

取少许棉花,沾柯达镜头水,湿一点好,小心粘去人在镜头上的灰尘、污渍。不要硬来。

在确保表面无可见的灰尘颗粒后,可以大面积擦拭。先准备较小的棉花球若干,压遍成饼状,大小以镜面三分之一为宜。再准备大棉花球若干,也压遍成饼状,大小以镜面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为宜,尽量不要让棉纤维暴露工作面上。用小棉花球沾柯达镜头水,干一点好,由中心以螺旋状擦拭镜面,不要走回头路。然后,趁镜头水未干时,用大棉花球以同样方式轻擦镜面。若一次效果不满意,可以在来一次,但用过的棉花球就不要再用了。若对镜头上留有的水渍仍不满意,可以用酒精作最后的处理,方法一样。我个人觉得纯酒精有很好的去水渍效果。

擦拭时的手法很重要,要用力轻,要均匀。可以用旧的UV来练习。用上述方法擦过得UV几乎和新的一样,即使凑近仔细观察镜面反射光也十分满意。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小心擦拭,对镜面镀膜总是有损害的,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要擦拭镜头。相机是用的,不是拿来看的

2006-02-27
111日下午,第四届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闭幕。
这一为期三天的会议,被认为是继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和1995年全国科技大会后的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媒体称科学的春天又来了
会议的主题是部署实施国务院此前于1230日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以下简称《纲要》),动员全党全社会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
会上,***总书记明确表示,中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

111日下午,第四届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闭幕。
这一为期三天的会议,被认为是继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和1995年全国科技大会后的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媒体称科学的春天又来了
会议的主题是部署实施国务院此前于1230日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以下简称《纲要》),动员全党全社会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
会上,***总书记明确表示,中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

因为万科的关系,结识了正在做万科项目的姜博士,非常敏锐,非常适合中国当下市场的一个人。他的公司,一年营业额也很可观。
姜汝祥:我们说成事在天,天是什么,是自然规律,市场运行的法则是天然的,每个员工如何有价值,是因为你按照规则、规律做事,你对客户很好就很好,不需要讨好老板,你在企业里边最有价值的标准是来自于客户,给企业创造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把所有的福利都取消,什么春节、元旦统统不要发钱,把这些钱用来做什么,他做好了,立马就发给他。所以我做咨询公司的时候,我推荐大家统统撤掉这些(福利),员工在公司只有一个理由拿到份外的钱就是创造份外的价值。
姜汝祥:现在中国的营销是在搞定客户,这是不对的,客户不是用来搞定的,是用来尊敬的,因为他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不是用来搞定的,是来提供价值的,你提供结果,他给你提供回报的,所以你不能搞定他,你得尊重他,你如果不尊重他,你想蒙骗他,就跟脑白金一样。

因为万科的关系,结识了正在做万科项目的姜博士,非常敏锐,非常适合中国当下市场的一个人。他的公司,一年营业额也很可观。
姜汝祥:我们说成事在天,天是什么,是自然规律,市场运行的法则是天然的,每个员工如何有价值,是因为你按照规则、规律做事,你对客户很好就很好,不需要讨好老板,你在企业里边最有价值的标准是来自于客户,给企业创造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把所有的福利都取消,什么春节、元旦统统不要发钱,把这些钱用来做什么,他做好了,立马就发给他。所以我做咨询公司的时候,我推荐大家统统撤掉这些(福利),员工在公司只有一个理由拿到份外的钱就是创造份外的价值。
姜汝祥:现在中国的营销是在搞定客户,这是不对的,客户不是用来搞定的,是用来尊敬的,因为他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不是用来搞定的,是来提供价值的,你提供结果,他给你提供回报的,所以你不能搞定他,你得尊重他,你如果不尊重他,你想蒙骗他,就跟脑白金一样。

2006-02-26
郎咸平大批判:中国高科技只是一场幻象?

郎氏在最新一本洋洋26万字、名为《科幻——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评判》的书中断言:“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因此,中国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的高科技思维是中餐馆似的思维,也就是不讲工序、不讲纪律的思维”、“一个没有纪律的团队是根本无法成长为微软的”。
书中,郎氏祭出了他一贯的法宝——财务分析,而案例是清华紫光、方正科技、中关村科技以及联想。

在郎咸平眼中,国内数得上号的高科技企业如清华紫光、方正、中关村(实际上是一间地产公司)以及大唐集团都是反面案例,唯一值得称道的仅中兴通讯一家。

而联想成为重点的批判对象。联想“国际化+多元化”的恢宏愿景,在郎咸平眼中却是一连串的战略失误。

郎咸平通过数据分析认为,联想早期的收购和注资行动使其资产不断增加,然而由于联想在购入新的业务时并没有详细的发展蓝图,联想的总资产虽有增加但其资产回报率却逐年下滑,由2001年的19%下降至2003年的12%。联想的互联网业务经营艰难,与赢时通的合作于1年后宣告失败,亏损超过2亿港元,其后与美国在线的合作亦因双方各自的内部问题,致使合资公司在两年内没有实际运作的情况下以亏损收场。

郎认为,“目光短浅”主要表现在联想的IT服务业务方面。联想的IT服务业虽然一直处在亏损状态,但其业务的发展却有很高的增长,甚至比市场的增长还高出很多。例如,2003年,全国IT服务业的增长为31.5%,而联想的增长是198%;另外,联想在IT服务业内的咨询服务表现出众,2003年,联想以3.5%的市场份额首次跻身中国IT咨询市场前三名,仅次于IBM的11%及惠普的8%,在国内IT咨询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但联想却在此时戛然而止,停止进攻。在2004年7月将旗下的IT服务作价3亿元转让给亚信科技,以换取亚信科技15%的股权。联想退出,究其原因是IT服务业收入并未能达到联想预先订立的目标。郎咸平认为,联想并未给予IT服务足够的时间来达到目标,就匆忙退出,此为目光短浅之举。

郎咸平还批判联想轻视研发,联想在2000年就一直实行“贸工技”战略,把技术放在较次要位置,在2004年才有所转变,开始重视研发,但当年只投入2亿元作研发资金,占当年总营业额还不到1.2%,而相比华为和海尔的研发投入,联想只能望其项背。华为每年投放不少于营业额的10%资金作为研发,海尔亦拨出不少于营业额的5%的资金,联想明显是落后的。

当然,批评总是容易的。郎咸平在本书中并没有为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给出解决方案。

危局与幻象

“中国过去保持25年GDP持续高增长是以牺牲过量能源为代价的。”一位科技部官员向本报分析。

一组数据有力地支持这种观点:2003年国家GDP实现9.2%的增长,消耗的资源是全球原煤的31%,石油的7.4%,钢铁的27%,水泥的40%以上。

“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一方面表现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和物质基础越来越依靠于不可再生的资源,另一方面又使得中国经济运行的基础越来越带有脆弱性,因此中国整个经济在对外贸易依存度方面表现出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像中国一样有如此高的对外依存度:美国不到27%,日本也不到30%,而中国始终在40%左右,2004年曾经达到62%。”

在这样背景下,2月9日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指出未来十五年“发展能源、水资源和环境等11个重点领域的技术放在优先位置,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的方针显得非常及时。

《纲要》别有意味地表示,“事实告诉我们,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而要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就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若干重要领域掌握一批核心技术,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郎咸平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表达他的“幻象”观点。

在郎引用的2002-2003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显示,中国2002年的技术基础设施和科学基础设施分别排在42位和24位,是非常低的。而中国的总体竞争力(包括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基础设施四大指标组成),从1998年的21位下降为2002年的31位。

郎认为,即便是这个排名结果,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经济表现”一项,“因为中国近年来一直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其它的几项如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基础设施等在世界上排名一直都在30-40位左右,“一般来讲,经济增长长期的高速度是很难保持的,如果去掉这一项,我们的得分就更低了”。

郎咸平还指出中国科技研究开发效率低下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的研究人员数量是世界第二,但我们的产出却在世界最低之列。”

7个不养高科技的传统文化

郎咸平认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举足不前,原因在于中华传统文化观念的困囿,关键并不在制度建设。

郎认为,中国不养高科技的七个传统文化观念包括:“失败是成功之母”、“杀鸡不用牛刀”、“四两拨千斤”、“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外行领导内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郎还指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存在着思维上的困惑,例如面向研发还是面向科研,面向专家还是面向产品,面向过程还是面向结果,面向机遇还是面向战略,面向研发规律还是研发速度,面向“以人为本”还是“以法为本”。

显然,文化探源,对国民劣根性的反思是其提倡新思维的出发点,但郎并未与中国政府管理层进行过对话,“我只专注于做企业的事情,并未涉及到政府体制范围”。

正方论题

郎咸平:中国有没有高科技无关国企体制

2月8日下午,原本打算马上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的郎咸平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书面回复本报。傍晚时分,郎打来电话说,“回复本来已经写好了,但是有些问题我要再仔细考虑一下,明天回复你。”

显然,从回复来看,比起《科幻》一书中体现出的郎咸平本人一贯的尖利、不留情面,郎在采访回复中的措辞要婉转、温和许多。

郎对自己在书中“刻薄”一面给出的注解是:“你不要把批评当成悲观,应该把批评当成严厉的期许。”

《21世纪》:郎教授一向言辞大胆,正逢中国开始推行“自主创新”战略之际,你对中国的高科技幻象发出如此严厉的批判,触动你写《科幻》的原动力和初始想法是什么?

郎咸平:自主创新这个概念本身对于中国而言是极其重要的,这也是政府提出“自主创新”的真正意义所在。
可是要达到这个国家级的目标,我们必须一步一个脚印的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提出问题”是我的“科幻”的目的,而“解决问题”是另外一本书“思维”的目的。

举例而言,“思维”一书中就提出了韩国企业成功的原因在于,以后期创新为主而不是前期创新,这个思维是不是也是一种新型的“自主创新”思维呢?
另外,真正注重前期创新的日本企业如索尼、三菱和日产反而碰到了经营问题,这是否值得我们反思“自主创新”的真正意义呢?所以如何正确的理解与发展科技创新是我写书的目的。

而政府提出“自主创新”只是一个政策,至于企业应该如何具体的执行,也是我写书的目的。只有企业理解了本质问题,国家“自主创新”的政策才有可能落实,因为企业才是“自主创新”的推行主体。

《21世纪》:类似于“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这样的断言,相信很多人心中能产生共鸣,中国科技竞争力疲弱的事实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你认为《科幻》一书意义何在呢?

郎咸平:中国高科技竞争力疲弱是个事实,我们必须深刻的反思我国高科技的现况,才能使得我国未来的高科技发展更上一层楼。至于中国高科技竞争力薄弱的本质能否发生改变,那就需要整个社会群策群力才有可能改变。

《21世纪》:在写作此书前,你针对不少高科技企业做了相当的调查问卷,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否也与中国科技主管部门、决策者们做过沟通和交流?

郎咸平:我这本书主要是针对企业,因此我们对企业作了相当多的调研。但我没有和主管部门、决策者们沟通过,因为我只想谈企业问题。

《21世纪》:但是也会有人认为,你选取的企业个案是片面的:首先您选取的是上市公司,而中国还有一些做得非常不错的非上市公司,比如华为;另外,在上市公司中还有比亚迪等民营体制下不少高科技企业做得不错。或者你认为他们只是特例,成就不了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大局?

郎咸平:我的案例研究都是透过公开数据,因此无法分析华为。以中兴的例子来看,华为也应该是好的,但是以中国如此之大,而今仅有少数几家高科技公司是绝对不够的。我希望透过“科幻”和“思维”彻底改变企业家的思维,以一个与国际接轨的高科技思维发展我国的高科技行业。

我认为我们的高科技和传统行业最缺乏的不是资金而是思维的落后。只有整个企业家团队的思维提升了,我们中国才有可能创造出一代成功的企业。如果思维没有正确的提升,那么我们企业的成功就是比较随机性,这是危机所在。

《21世纪》:你在书中导言里探讨了中华文化到底养不养高科技的问题,并且似乎中国文化当中的不少传统观念的劣根性成为支撑你此书观点的重要论据?在你看来,这是中国高科技疲弱的根本原因吗?

郎咸平:我只是认为文化问题是我们忽略的一个阻碍,只有真正理解了文化的问题才能有效的去除阻力。我在“思维”一书中也指出,日本企业的衰退和日本的文化也是有关的,因此有效发展高科技必须先认清文化所起的作用。我认为我们企业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警惕不足,而且也是我们以前所忽略的。我只能说文化问题是个大问题,但不能说是唯一的问题。

《21世纪》:你认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研发战略与研发组织结构是错误的”,你是否有考虑过,在你选取的北大方正、清华紫光等案例,导致其研发战略失败的背后,都有相当重的国企背景?

郎咸平:我写书想达到的目标就是从不同的角度谈问题,我所以没有特别的谈论国企问题,因为我从来就不认为国企是个问题,像中兴通信就有国企的成分。

另外,日本和韩国的大型商社是真正的民企吗?他们难道没有相当成分的政府参与吗?
亚洲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政府所占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例如韩国、日本的商社,新加坡和台湾前期IT的发展。
当然,并不是说政府参与程度大就一定成功,日本商社的衰退不就说明这个问题吗?

我认为更应该将注意力放在企业战略思维本身才是正途,只有与国际接轨的思维才有可能创造出与国际接轨的高科技群体。

《21世纪》:你选取了台湾鸿海、香港长江生命科技作为正面的案例来试图说明“一个真正的高科技公司应该是怎么样的”,你觉得这样的案例对大陆企业有现实借鉴意义吗?

郎咸平:台湾鸿海、长江生命科技也不算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公司,但是他们的某些做法值得我们关注。台湾鸿海的成本控制和后期产业整合式的扩张值得我们关注,长江生命科技在研发高风险的癌症和艾滋病时的策略是先发展有机肥料来降低风险,这种思维也值得我们关切,这才对我们企业发展具有借镜意义。

《21世纪》:你在书中举了中兴通讯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大陆同样是可以出现高科技企业的,但是为什么会与北大方正、清华紫光这些同样的大陆高科技企业命运如此不同?这中间说明什么问题?

郎咸平:我正想透过这些案例的对比说明我们还是可以发展高科技的。但是如何发展高科技呢?我们就必须先从文化,研发战略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发展战略提出新思维,供企业家们参考。如果我们不能有系统的理解高科技的本质,那么未来成功的必然性就大大降低,这就是我想说明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思维上认清楚什么是高科技的本质,才能有效发展高科技。

《21世纪》:你对中国高科技未来的发展是彻底悲观吗?

郎咸平:你不要把批评当成悲观,应该把批评当成严厉的期许。一个不知道检讨自己的民族,是很难创造出辉煌的未来的。就是因为我太希望我们高科技的未来能主导我国经济发展,我才会如此严厉的期许。但如果我们还是因循旧思维,那我才会觉得悲观。

郎咸平大批判:中国高科技只是一场幻象?

郎氏在最新一本洋洋26万字、名为《科幻——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评判》的书中断言:“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因此,中国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的高科技思维是中餐馆似的思维,也就是不讲工序、不讲纪律的思维”、“一个没有纪律的团队是根本无法成长为微软的”。
书中,郎氏祭出了他一贯的法宝——财务分析,而案例是清华紫光、方正科技、中关村科技以及联想。

在郎咸平眼中,国内数得上号的高科技企业如清华紫光、方正、中关村(实际上是一间地产公司)以及大唐集团都是反面案例,唯一值得称道的仅中兴通讯一家。

而联想成为重点的批判对象。联想“国际化+多元化”的恢宏愿景,在郎咸平眼中却是一连串的战略失误。

郎咸平通过数据分析认为,联想早期的收购和注资行动使其资产不断增加,然而由于联想在购入新的业务时并没有详细的发展蓝图,联想的总资产虽有增加但其资产回报率却逐年下滑,由2001年的19%下降至2003年的12%。联想的互联网业务经营艰难,与赢时通的合作于1年后宣告失败,亏损超过2亿港元,其后与美国在线的合作亦因双方各自的内部问题,致使合资公司在两年内没有实际运作的情况下以亏损收场。

郎认为,“目光短浅”主要表现在联想的IT服务业务方面。联想的IT服务业虽然一直处在亏损状态,但其业务的发展却有很高的增长,甚至比市场的增长还高出很多。例如,2003年,全国IT服务业的增长为31.5%,而联想的增长是198%;另外,联想在IT服务业内的咨询服务表现出众,2003年,联想以3.5%的市场份额首次跻身中国IT咨询市场前三名,仅次于IBM的11%及惠普的8%,在国内IT咨询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但联想却在此时戛然而止,停止进攻。在2004年7月将旗下的IT服务作价3亿元转让给亚信科技,以换取亚信科技15%的股权。联想退出,究其原因是IT服务业收入并未能达到联想预先订立的目标。郎咸平认为,联想并未给予IT服务足够的时间来达到目标,就匆忙退出,此为目光短浅之举。

郎咸平还批判联想轻视研发,联想在2000年就一直实行“贸工技”战略,把技术放在较次要位置,在2004年才有所转变,开始重视研发,但当年只投入2亿元作研发资金,占当年总营业额还不到1.2%,而相比华为和海尔的研发投入,联想只能望其项背。华为每年投放不少于营业额的10%资金作为研发,海尔亦拨出不少于营业额的5%的资金,联想明显是落后的。

当然,批评总是容易的。郎咸平在本书中并没有为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给出解决方案。

危局与幻象

“中国过去保持25年GDP持续高增长是以牺牲过量能源为代价的。”一位科技部官员向本报分析。

一组数据有力地支持这种观点:2003年国家GDP实现9.2%的增长,消耗的资源是全球原煤的31%,石油的7.4%,钢铁的27%,水泥的40%以上。

“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一方面表现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和物质基础越来越依靠于不可再生的资源,另一方面又使得中国经济运行的基础越来越带有脆弱性,因此中国整个经济在对外贸易依存度方面表现出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像中国一样有如此高的对外依存度:美国不到27%,日本也不到30%,而中国始终在40%左右,2004年曾经达到62%。”

在这样背景下,2月9日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指出未来十五年“发展能源、水资源和环境等11个重点领域的技术放在优先位置,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的方针显得非常及时。

《纲要》别有意味地表示,“事实告诉我们,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而要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就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若干重要领域掌握一批核心技术,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郎咸平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表达他的“幻象”观点。

在郎引用的2002-2003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显示,中国2002年的技术基础设施和科学基础设施分别排在42位和24位,是非常低的。而中国的总体竞争力(包括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基础设施四大指标组成),从1998年的21位下降为2002年的31位。

郎认为,即便是这个排名结果,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经济表现”一项,“因为中国近年来一直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其它的几项如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基础设施等在世界上排名一直都在30-40位左右,“一般来讲,经济增长长期的高速度是很难保持的,如果去掉这一项,我们的得分就更低了”。

郎咸平还指出中国科技研究开发效率低下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的研究人员数量是世界第二,但我们的产出却在世界最低之列。”

7个不养高科技的传统文化

郎咸平认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举足不前,原因在于中华传统文化观念的困囿,关键并不在制度建设。

郎认为,中国不养高科技的七个传统文化观念包括:“失败是成功之母”、“杀鸡不用牛刀”、“四两拨千斤”、“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外行领导内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郎还指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存在着思维上的困惑,例如面向研发还是面向科研,面向专家还是面向产品,面向过程还是面向结果,面向机遇还是面向战略,面向研发规律还是研发速度,面向“以人为本”还是“以法为本”。

显然,文化探源,对国民劣根性的反思是其提倡新思维的出发点,但郎并未与中国政府管理层进行过对话,“我只专注于做企业的事情,并未涉及到政府体制范围”。

正方论题

郎咸平:中国有没有高科技无关国企体制

2月8日下午,原本打算马上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的郎咸平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书面回复本报。傍晚时分,郎打来电话说,“回复本来已经写好了,但是有些问题我要再仔细考虑一下,明天回复你。”

显然,从回复来看,比起《科幻》一书中体现出的郎咸平本人一贯的尖利、不留情面,郎在采访回复中的措辞要婉转、温和许多。

郎对自己在书中“刻薄”一面给出的注解是:“你不要把批评当成悲观,应该把批评当成严厉的期许。”

《21世纪》:郎教授一向言辞大胆,正逢中国开始推行“自主创新”战略之际,你对中国的高科技幻象发出如此严厉的批判,触动你写《科幻》的原动力和初始想法是什么?

郎咸平:自主创新这个概念本身对于中国而言是极其重要的,这也是政府提出“自主创新”的真正意义所在。
可是要达到这个国家级的目标,我们必须一步一个脚印的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提出问题”是我的“科幻”的目的,而“解决问题”是另外一本书“思维”的目的。

举例而言,“思维”一书中就提出了韩国企业成功的原因在于,以后期创新为主而不是前期创新,这个思维是不是也是一种新型的“自主创新”思维呢?
另外,真正注重前期创新的日本企业如索尼、三菱和日产反而碰到了经营问题,这是否值得我们反思“自主创新”的真正意义呢?所以如何正确的理解与发展科技创新是我写书的目的。

而政府提出“自主创新”只是一个政策,至于企业应该如何具体的执行,也是我写书的目的。只有企业理解了本质问题,国家“自主创新”的政策才有可能落实,因为企业才是“自主创新”的推行主体。

《21世纪》:类似于“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这样的断言,相信很多人心中能产生共鸣,中国科技竞争力疲弱的事实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你认为《科幻》一书意义何在呢?

郎咸平:中国高科技竞争力疲弱是个事实,我们必须深刻的反思我国高科技的现况,才能使得我国未来的高科技发展更上一层楼。至于中国高科技竞争力薄弱的本质能否发生改变,那就需要整个社会群策群力才有可能改变。

《21世纪》:在写作此书前,你针对不少高科技企业做了相当的调查问卷,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否也与中国科技主管部门、决策者们做过沟通和交流?

郎咸平:我这本书主要是针对企业,因此我们对企业作了相当多的调研。但我没有和主管部门、决策者们沟通过,因为我只想谈企业问题。

《21世纪》:但是也会有人认为,你选取的企业个案是片面的:首先您选取的是上市公司,而中国还有一些做得非常不错的非上市公司,比如华为;另外,在上市公司中还有比亚迪等民营体制下不少高科技企业做得不错。或者你认为他们只是特例,成就不了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大局?

郎咸平:我的案例研究都是透过公开数据,因此无法分析华为。以中兴的例子来看,华为也应该是好的,但是以中国如此之大,而今仅有少数几家高科技公司是绝对不够的。我希望透过“科幻”和“思维”彻底改变企业家的思维,以一个与国际接轨的高科技思维发展我国的高科技行业。

我认为我们的高科技和传统行业最缺乏的不是资金而是思维的落后。只有整个企业家团队的思维提升了,我们中国才有可能创造出一代成功的企业。如果思维没有正确的提升,那么我们企业的成功就是比较随机性,这是危机所在。

《21世纪》:你在书中导言里探讨了中华文化到底养不养高科技的问题,并且似乎中国文化当中的不少传统观念的劣根性成为支撑你此书观点的重要论据?在你看来,这是中国高科技疲弱的根本原因吗?

郎咸平:我只是认为文化问题是我们忽略的一个阻碍,只有真正理解了文化的问题才能有效的去除阻力。我在“思维”一书中也指出,日本企业的衰退和日本的文化也是有关的,因此有效发展高科技必须先认清文化所起的作用。我认为我们企业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警惕不足,而且也是我们以前所忽略的。我只能说文化问题是个大问题,但不能说是唯一的问题。

《21世纪》:你认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研发战略与研发组织结构是错误的”,你是否有考虑过,在你选取的北大方正、清华紫光等案例,导致其研发战略失败的背后,都有相当重的国企背景?

郎咸平:我写书想达到的目标就是从不同的角度谈问题,我所以没有特别的谈论国企问题,因为我从来就不认为国企是个问题,像中兴通信就有国企的成分。

另外,日本和韩国的大型商社是真正的民企吗?他们难道没有相当成分的政府参与吗?
亚洲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政府所占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例如韩国、日本的商社,新加坡和台湾前期IT的发展。
当然,并不是说政府参与程度大就一定成功,日本商社的衰退不就说明这个问题吗?

我认为更应该将注意力放在企业战略思维本身才是正途,只有与国际接轨的思维才有可能创造出与国际接轨的高科技群体。

《21世纪》:你选取了台湾鸿海、香港长江生命科技作为正面的案例来试图说明“一个真正的高科技公司应该是怎么样的”,你觉得这样的案例对大陆企业有现实借鉴意义吗?

郎咸平:台湾鸿海、长江生命科技也不算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公司,但是他们的某些做法值得我们关注。台湾鸿海的成本控制和后期产业整合式的扩张值得我们关注,长江生命科技在研发高风险的癌症和艾滋病时的策略是先发展有机肥料来降低风险,这种思维也值得我们关切,这才对我们企业发展具有借镜意义。

《21世纪》:你在书中举了中兴通讯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大陆同样是可以出现高科技企业的,但是为什么会与北大方正、清华紫光这些同样的大陆高科技企业命运如此不同?这中间说明什么问题?

郎咸平:我正想透过这些案例的对比说明我们还是可以发展高科技的。但是如何发展高科技呢?我们就必须先从文化,研发战略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发展战略提出新思维,供企业家们参考。如果我们不能有系统的理解高科技的本质,那么未来成功的必然性就大大降低,这就是我想说明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思维上认清楚什么是高科技的本质,才能有效发展高科技。

《21世纪》:你对中国高科技未来的发展是彻底悲观吗?

郎咸平:你不要把批评当成悲观,应该把批评当成严厉的期许。一个不知道检讨自己的民族,是很难创造出辉煌的未来的。就是因为我太希望我们高科技的未来能主导我国经济发展,我才会如此严厉的期许。但如果我们还是因循旧思维,那我才会觉得悲观。

改革中面临的新问题,只能用进一步改革来解决

□ 皇甫平/文

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






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

我们应当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正确观察、分析当前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否定改革开放就曾经成为一股甚嚣尘上的思潮。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一锤定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当时,以江***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四大全面贯彻执行了邓小平南巡谈话的重要精神,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广大人民群众能过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完全是与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联的。

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目前群众中反映比较强烈的,有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本着与时俱进和务实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方略;其本质是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坚持改革为主线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定能逐步统筹解决城乡间、地区间、贫富间的差距问题,统筹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问题,统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统筹解决对外开放与对内发展相协调问题。

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责怪市场化改革呢?

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的产生和扩大,也并非改革的错误;恰恰相反,是改革遇到阻碍,难以深入、难以到位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重大阻碍,在于既得利益层使改革的整体效率曲解成“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让“权钱交易”通行无阻,越演越烈。历史已经证明,“让部分人先富”是英明的战略决策,“效率优先”对于突破旧体制,激发解放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也使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水涨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贫困人口从当初的3亿多人减到目前的2000多万人。这表明整个改革开放的“效率优先”旗帜上,也写着“公平”二字。缩小贫富差距,不应当是人为地压制致富,而应当通过平等的权利保护和提高穷人发财的速度。改革目的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仇富”情结无助于缩小贫富差别,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现代工商文明浅显的道理。

当前,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共品是指政府为民众提供的社会服务,如教育、文化、住宅、医疗卫生、社会就业、社会治安、生态保护、环境安全等等。也就是说,在“端起碗吃肉”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放下筷子骂娘”凸显了。“骂”什么呢?“骂”土地被征占、旧房被拆迁,“骂”教育医疗收费太高,“骂”买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骂”贪官太多、司法腐败,“骂”治安太乱、安全无保障,“骂”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办事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正是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公众越来越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显见,改革中诸多问题和矛盾的真正焦点,在于体制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了不公平。行政性资源(尤其是公共品供给)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成为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突出因素。权力市场化也对改革本身产生严重扭曲。在一些本不应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出现了利用市场化牟利的“假改革”,而在一些应该大力推进市场化的领域,市场化改革却步履维艰。

仅以土地市场化为例,地方政府几乎排斥了土地使用权拥有者参与交易的权利,直接成为市场交易的主体;从而使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商成为最大的获利者,使使用权拥有者的农民、居民利益受到损害。近年来城镇拆迁和农地征用环节的大量民事纠纷,深刻反映了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征用与土地要素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政府在土地要素市场化中功能定位及权力运行程序的缺陷。

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是深层次体制因素的表现,尤与行政管理体制息息相关。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比较多地在技术层面上效仿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形式,而较少吸取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内容。特别是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不仅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还涉及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方方面面的改革问题。因此,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书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被列为各项改革之首,并首先突出解决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垄断专权问题,以此打通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通道,实现市场经济完整推进。从职能上说,政府应当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变成公共服务的主体,把公共资源、公共品公平公正公开地向公众服务分配,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结构的大变动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认识多样化,因此要在深化改革中调整利益关系,遇到的阻力必然更大。改革的深度、广度、难度、复杂度都在增加;而我们在思想上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很深,往往跟不上形势的变化,遇到问题往往做出意识形态的极端判断,把问题归罪于改革。有人以个案来否定改革全局,也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判断,坚决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全局,推进全面改革,不能动摇,不能停步,更不能后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实践,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改革的历史,也否定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改革还需要完善,市场经济要走向成熟,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经济社会是众望所归,与时俱进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必由之路。

编者注:皇甫平是原《解放日报》评论员,《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以1991年底至1992年初的“皇甫平系列评论”而闻名。

改革中面临的新问题,只能用进一步改革来解决

□ 皇甫平/文

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






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

我们应当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正确观察、分析当前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否定改革开放就曾经成为一股甚嚣尘上的思潮。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一锤定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当时,以江***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四大全面贯彻执行了邓小平南巡谈话的重要精神,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广大人民群众能过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完全是与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联的。

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目前群众中反映比较强烈的,有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本着与时俱进和务实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方略;其本质是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坚持改革为主线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定能逐步统筹解决城乡间、地区间、贫富间的差距问题,统筹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问题,统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统筹解决对外开放与对内发展相协调问题。

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责怪市场化改革呢?

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的产生和扩大,也并非改革的错误;恰恰相反,是改革遇到阻碍,难以深入、难以到位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重大阻碍,在于既得利益层使改革的整体效率曲解成“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让“权钱交易”通行无阻,越演越烈。历史已经证明,“让部分人先富”是英明的战略决策,“效率优先”对于突破旧体制,激发解放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也使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水涨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贫困人口从当初的3亿多人减到目前的2000多万人。这表明整个改革开放的“效率优先”旗帜上,也写着“公平”二字。缩小贫富差距,不应当是人为地压制致富,而应当通过平等的权利保护和提高穷人发财的速度。改革目的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仇富”情结无助于缩小贫富差别,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现代工商文明浅显的道理。

当前,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共品是指政府为民众提供的社会服务,如教育、文化、住宅、医疗卫生、社会就业、社会治安、生态保护、环境安全等等。也就是说,在“端起碗吃肉”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放下筷子骂娘”凸显了。“骂”什么呢?“骂”土地被征占、旧房被拆迁,“骂”教育医疗收费太高,“骂”买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骂”贪官太多、司法腐败,“骂”治安太乱、安全无保障,“骂”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办事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正是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公众越来越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显见,改革中诸多问题和矛盾的真正焦点,在于体制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了不公平。行政性资源(尤其是公共品供给)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成为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突出因素。权力市场化也对改革本身产生严重扭曲。在一些本不应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出现了利用市场化牟利的“假改革”,而在一些应该大力推进市场化的领域,市场化改革却步履维艰。

仅以土地市场化为例,地方政府几乎排斥了土地使用权拥有者参与交易的权利,直接成为市场交易的主体;从而使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商成为最大的获利者,使使用权拥有者的农民、居民利益受到损害。近年来城镇拆迁和农地征用环节的大量民事纠纷,深刻反映了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征用与土地要素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政府在土地要素市场化中功能定位及权力运行程序的缺陷。

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是深层次体制因素的表现,尤与行政管理体制息息相关。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比较多地在技术层面上效仿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形式,而较少吸取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内容。特别是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不仅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还涉及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方方面面的改革问题。因此,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书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被列为各项改革之首,并首先突出解决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垄断专权问题,以此打通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通道,实现市场经济完整推进。从职能上说,政府应当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变成公共服务的主体,把公共资源、公共品公平公正公开地向公众服务分配,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结构的大变动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认识多样化,因此要在深化改革中调整利益关系,遇到的阻力必然更大。改革的深度、广度、难度、复杂度都在增加;而我们在思想上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很深,往往跟不上形势的变化,遇到问题往往做出意识形态的极端判断,把问题归罪于改革。有人以个案来否定改革全局,也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判断,坚决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全局,推进全面改革,不能动摇,不能停步,更不能后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实践,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改革的历史,也否定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改革还需要完善,市场经济要走向成熟,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经济社会是众望所归,与时俱进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必由之路。

编者注:皇甫平是原《解放日报》评论员,《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以1991年底至1992年初的“皇甫平系列评论”而闻名。

人到中年,和同行午夜谈改革,颇有感触。
市场原教旨主义在中国肯定是行不通的。但是不能不朝市场化方向进步,我们这一代,注定要在夹层之中,寻求可持续发展路径。
需要平衡的智慧,也需要博弈的技巧。
但是绝不轻言失败,不能放弃希望,谨与诸位共勉。
陆新之
另收礼物电动牙刷一支,中午获许社长请海鲜一顿,下午得老友同去广济寺,浮生有闲,不亦乐乎。

人到中年,和同行午夜谈改革,颇有感触。
市场原教旨主义在中国肯定是行不通的。但是不能不朝市场化方向进步,我们这一代,注定要在夹层之中,寻求可持续发展路径。
需要平衡的智慧,也需要博弈的技巧。
但是绝不轻言失败,不能放弃希望,谨与诸位共勉。
陆新之
另收礼物电动牙刷一支,中午获许社长请海鲜一顿,下午得老友同去广济寺,浮生有闲,不亦乐乎。

2006-02-25
上午很晴朗,下午已经是阴天了。
上周末去了798,阳光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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