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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31


(此文韩先生托我发布,欢迎网络转载!)




郭台铭们不是值得我们这个社会尊重的企业家




韩方明




 


媒体监督是社会赋予的当然职能,有”第四种权力”之称。然而最近,富士康下属全资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 (深圳)有限公司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报道失实,有损企业利益为由,霍然将两名记者控上公堂。此案已在中国掀起轩然大波,激起民忿一片。



我不想讨论富士康能不能这样先故意绕开报社而起诉记者个人,并且索赔3000 万元人民币之巨,后又改变策略索赔一元意在何指。我只是觉得,此郭出手太重,实在是有些倚财仗势,为富不仁,少了些仁义,少了些厚道。


不过,对于一贯以强烈的个人风格与媒体互动、且在台湾被认为”好讼成性”的富士康来说,此种诉讼手法已经成为其”例牌”。窃以为,富士康作为台湾电子行业的领军企业,曾以其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享誉世界,郭某也是一位在国际上有点名头且富甲一方的企业家,应当有勇气主动接受来自媒体和社会的监督,而不是一味地辩解,更不能利用法律的程序正义对抗社会,民众公然违背公序良俗。


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鸿富锦当然有权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但是,以鸿富锦在诉讼中避重就轻、出于法律诉讼的”精巧”安排,人为故意地不按照此类诉讼的惯例行事, 明摆着是用资本欺压新闻从业人员,杀鸡给猴看,威胁所有媒体和从业人员.



当资本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欣赏它,因为它有可能改变我们的处境,给我们带来愉快的生活,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资本的触手在不断地伸长,资本的影子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并且已经开始严重影响到我们生活的秩序,破坏了原有生活的和谐。



资本当然有它自身的权力,但是,一个分工有序的社会,决不能让资本象幽灵一样,把权力蔓延到经济之外的社会各个领域,比如媒体、比如司法,甚至侵入人心。


富士康挑起的诉讼,就是财阀最大化资本的力量,挑战媒体监督力量、挑战司法监督力量、挑战人心公道的行为,其中尽显一个缺乏约束的资本怪兽的有恃无恐。


企业家一个人的成功和暴富,自有其道,只要是合理合法地经营,所赚取的是 阳光下的利润 ,那就自然会得到所有人的尊重,如果在自己致富以后,仍然不忘那些为企业发展作出贡献的员工(大部分应当是普通工人),对他们的生活给予关心和爱护,岂不是更能够赢得大众对这种财富的认同与保护?也许更有助于增强企业家的事业进步。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饮水思源,就是说喝水不要忘了挖井的人。企业家们应当时刻牢记自己的成功决不仅仅是由于自己的努力。如果没有社会提供的环境和机遇,如果没有身边那些认同你、帮助你、为企业的发展默默无闻地做着简单的普通工作的工人(你甚至根本不认识他们),你就不可能拥有一个象样的工厂,也就不可能跻身富家的行列。



人道和人性的社会原则,是普世的法则和道德底线,是我们所不能突破的。在资本大行其道的时候,保证处于社会最下层的民众享有基本的、体面的生存权利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因为,社会公平是以人权平等的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其中包含了对人,包括对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者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尊重,这种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同时也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存在的道德基础。



据悉,郭台铭通过控制一系列企业,每年获得大笔的财富积累,却常被海内外诸多媒体报道为”血汗工厂”。这报道是否有瑕疵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作为富士康这样拥有数十万员工的巨型企业,有什么理由罔顾工人的权益?


对普通工人的劳动价值的压榨,必然使得老板愈富,工人愈贫,将会危及社会的平衡发展,使社会的裂痕不断加深。这样产生的社会财富,并不能掩饰那些”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企业家在尊贵和体面生活的同时应顾及为企业工作的员工的尊严和体面,否则就不是一个值得人们尊敬的雇主。象郭台铭这样霸道的企业家,显然就不是一个值得人们尊重的企业家,他不过是一个唯利是图的老板而已。我不知道,当这种人穷得只剩下钱的时候,除了守住自己的钱之外,还能怎样地活着?



做老板的发大财固然应该,但是也要顾及其他人的生活环境。目前国际上的大企业正在逐步建立起民主化的管理模式,主动将企业进步所取得的成果与全体员工共同分享,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历史趋势。希望我们的企业家们能够从中汲取经验,向先进的国际企业学习,给企业员工多点关心,尊重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社会的和谐多承担一点责任。


一个企业或者企业家受到媒体的批评,也要首先反思是否自己的所作所为离社会的期望还有距离。以平常心理性对待,不要总觉得记者就是一番恶意,就是为了攻击你。不能动不动就拿钱砸人、拿钱买老虎皮出街吓唬人,更不能利用司法资源为工具去对付那些处于弱势的媒体记者。否则弄不好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带出更多的问题,带出你真正的”硬伤”!。



也希望与此案件有关的律师、法官等人士都能拈起自己的良心、公正客观地看待和处理此案,将案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维护社会的稳定,维护社会成员的尊严。此案件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案件的本身,而是上升到了人伦道德的层面、涉及到社会阶层矛盾、资本安全、和谐稳定等严峻而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


最后,我也希望那些为资本鼓与呼的财经媒体在评选年度”最受人尊敬的企业”的同时也可以考虑评选年度”最不受人尊敬的企业和企业家”,给那些为富不仁者一些社会的压力,让他们不体面地,丢人现眼地面对世界。



 


(作者是旅居香港的投资银行家,全国政协委员)

2006-08-30

前一两个星期,在这里讨论了《美国黑帮》书中带出的问题。大公司的商业伦理变化以及其不断膨胀的欲望,在中国是极为可能与公众利益发生激烈碰撞的。

想不到现实之中,这么快发生了对记者索赔三千万的事件。而且,经过精密计算的原告,也得到了司法系统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的确认和推进。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看《美国黑帮》一书作者纳杰提到的一个极大的负面例子。那是美国的圣克拉拉县诉南太平洋铁路公司一案(Santa Clare v. South Pacific Railway Co.),相关判决给予了公司权力迅速扩张的转机。

在那个案子里,联邦最高法院声称公司拥有和个人一样的宪法权利,判决开头第一句话这么写道:

“被告公司具有和自然人同等的属性,从而受到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步分条款的保护。根据该项条款,政府不得剥夺任何个人在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平等地获得法律保护的权利。”

纳杰对这样的判决持坚决的反对态度:

“我认为,公司等同于个人的观点是不合常理的,在直观上也是错误的。在我看来,公司就是一种非人格的、外在的、没有灵魂的,甚至走向异化的东西,尤其是当它们变得非常巨大的时候”。

该判决的无穷后患在于,既然承认了公司在法律上等同于人,受到同等保护,那么接下来就有公司获得政府征用补偿、民事案件的陪审团裁决、商业性言论保护、政治性言论保护、最低标准待遇等诸多宪法权利保——公司权力就此慢慢滋生、扩张。

美国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甚至哲学家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探讨过关于公司权力的问题。但是在我们这里,这一切讨论得还是太少。

那么,什么是公司?公司是如何拥有如此多的权力?公司由何而来?它又会向何处发展?一个营业额以千亿元计算的公司,它将和身处的地方政府、公众以及舆论存在什么样的联系?

在《公司帝国》(Corporation Nation)中有云:“在美国国内,大公司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着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影响着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在世界的其他国家,大公司可以轻而易举地切断与个别国家的贸易往来,或者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微笑着让那些已经陷入财政困难的外国政府债台高筑。”

这一次的索赔三千万事件足以表明,大公司在面对低收入工人有绝对话语权之外,对于所谓的媒体以及舆论,它们很可能再下一城。

所以,这事件绝不再仅仅是媒体行业内部的问题,也不再是个别公司是否血汗工厂的问题。

读史每每有意外收获,遂立此存照。 

   司马昭谓西曹掾邵悌曰:朝臣皆言蜀未可伐,是其心怯;若使强战,必败之道也。今钟会独建伐蜀之策,是其心不怯;心不怯,则破蜀必矣。蜀既破,则蜀人心胆已裂;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之大夫,不可以图存。会即有异志,蜀人安能助之乎?至若魏人得胜思归,必不从会而反,更不足虑耳。此言乃吾与汝知之,切不可泄漏。邵悌拜服。
————–语见《三国演义》 第一百十六回钟会分兵汉中道 武侯显圣定军山

   伐蜀是大事,司马昭一来判断准确,自度必胜;二来善用人,用钟会还不惧其反。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有很多独特的观点,这也使他成为一个能引起业界争论的重要人物。正是因为这样,他每次出现都会引人注目。无论赞同与否,他的观点总会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8月13日,沉寂多时的郎咸平面对《财经时报》记者却谈起了品牌、企业文化等话题。

  品牌战略是结果而不是目标

  《财经时报》:好久没有见到郎教授在媒体上出现了,听说你正在研究品牌文化,是否有其事,如果有的话都有哪些心得?

  郎咸平:我们国内企业经常这样提,其实这个讲法是错的。品牌应该是结果,而不应该是目标。我们企业家要有一个新思维,那就是:能够让你成功的,是一个在认清楚行业本质基础上所拟定的、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由这个思想来指导你的资金、技术以及人才,你获得成功之后,品牌自然会出来,那就是一个结果。

  新兴企业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清楚了行业的本质,拟定出一个无可挑战的新型战略思维,从而打败一个公司。可见,品牌战略是战略思维成功之后的一个结果,那如果你糊里糊涂地去搞品牌战略,你有没有想到背后的因素是这个战略的思维,你不觉得浪费了时间而到最后没有获得成功?没有一个不可被挑战的品牌,所以尤其是我们企业家,不要光看表面现象。

  《财经时报》:没有品牌的企业在竞争中可否赢得先机?

  郎咸平:曾经在一个会议上,听学生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老师,路易·威登有152年的历史,这种品牌是难以撼动的,它有上百年的历史,我们这种服装怎么能跟它竞争呢?”这是他提的问题,听起来很有道理,下面更有道理,那就是中国的纺织行业、中国的服装行业,如果要取得不败的地位,必须要像它们一样进入世界品牌。听起来有些连贯,其实都是错的。

  《财经时报》:为什么这样讲呢?

  郎咸平:有家西班牙的公司它叫莎拉,你们听过这个名字吗?全国老百姓几乎都没有听过,王菲买了很多啊,但是都没听过。这个公司超日赶美,打败了美国公司,打败了日本公司,甚至古奇都受到威胁,他还敢在路易·威登隔壁开店。一个没有品牌的公司为什么敢这么做?

  纺织行业、时装行业本质是什么?就一个:速度。就是从服装设计到生产、到物流、到销售完成,是多少天时间。根据我的分析结果,中国180天。莎拉的业态是最落后的业态,是缝纫机式的业态,还是我们妈妈那个时代的缝纫机式业态。

  和我们中国的纺织业相比,它的工艺是极其落后的。这么落后的工艺,不但超日赶美,而且赶上欧洲,人家怎么做到的?完全是把握了纺织行业的本质问题。从设计、到生产、到物流、到完全销售,他们是12天。就是这个办法,把握事物本质,精益求精,一步一个脚印,做好企业该做的事。

  《财经时报》:品牌的挑战与竞争,当前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郎咸平:全世界在最近几年没有哪一个品牌是不可以被挑战的,而且都是几年之内就迅速崩塌。像你们心目中的索尼,这个曾经成就一代日本人光荣及梦想的索尼,最近怎么样?一样坍塌。为谁所取代?被三星和LG所取代。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给我们所有的企业家一个深刻警醒,那就是,原来没有不可被挑战的品牌啊?

  企业成也文化败也文化

  《财经时报》:你怎样看待“企业文化”这个概念呢?

  郎咸平:成也文化、败也文化。索尼是怎么失败的?就是企业文化的失败。索尼在第一任董事长的领导之下,创建出了一个无可挑战的人治文化。

  发明随身听的时候,这个董事长把工程师叫到办公室来,他说把录音机拿过来,这么大一个录音机他说太大了,手提不动。这么大,太大了,你认为哪一块东西最占地方呢?工程师说:喇叭最占地方。好,那把喇叭拿掉了。把喇叭拿掉还是挺重的。

  中间这一块最占地方的是什么?工程师说,是录音设备。他说,好极了,把录音设备拿掉。既没有喇叭,又没有录音设备,就剩这么小一块了。工程师说,这种东西既没有录音功能,又听不见,是卖不出去的。这位董事长一意孤行,在所有人的反对之下,他坚持要做。

  他最后告诉这位工程师:听不见没关系,不能录音也没关系。你用一根线放在机器里面,另外一头放在耳朵里面,叫什么?叫耳机。从此创造了什么?随身听。到1998年为止总销售量达到了2.5亿台,创建了一代索尼,这是第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是井深大,在1960年代彩色电视机画面很不清楚,他当时发明一种叫特丽珑的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他必须得借钱, 200万美元才能做。你们现在认为200万美元不多,那是50年前,200万美元等于现在的两个亿,而且产品没有利润,因为成品率不高,所以售价是成本的一半,卖得越多越亏钱。

  在所有人反对之下,这位董事长一意孤行,到了1968年,他又成功了,发明出第一台特丽珑彩色电视机,完全解决了彩色画质不清的问题。这两个成功使得索尼上上下下员工,都形成了索尼特有的文化,是什么?领导的决定都是对的。一种几乎独裁式的决定,形成了索尼日后的文化。

  《财经时报》:索尼失败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郎咸平:为什么会失败?有一位董事长叫做初井深之,他提出了一个战略思维,是这么说的,你们看电视机,是看电视机的外壳呢,还是看里面的内容?大家说,肯定是看内容。

  好,从1998年开始,索尼放弃电视机的外壳制造,干什么呢?干内容,搞什么游戏机啦、什么音乐CD啦,没有想到这个战略是个错误的战略,使得索尼完全失去了高科技的根据地。你现在去买数码相机,如果你还是买索尼的数码相机,那充分证明你的思维是僵化,是跟国际不接轨的。

  他这个照相机特别的贵,为什么贵呢?不是说品质好,而是因为成本失控。而且他重要的零件比如说液晶显示器、闪存记忆体,都是三星的。搞了半天你买索尼的产品,是索尼的外壳、三星的内涵、最高的售价。你为什么还去买这个呢?你的思维跟国际严重不接轨。

  你看这个初井深之,为什么能够在如此错误的情况下一意孤行,最后终于摧毁了索尼呢?这就是他的人治文化造成的,因为他的决定是不可挑战的,这是索尼过去井深大创建的人治文化,但是到最后他失败了。

  《财经时报》:如何才能规避企业文化带给自身的局限性?

  郎咸平:索尼痛定思痛之余,提出一个新思维,那就是日本人本身是无可搭救索尼的,因为所有索尼员工的想法都是过去的僵化思维,这个怎么办呢?就找一个完全不受日本文化影响的人来做董事长,这个人是个英国人。他的做法值得我们警惕,因为你发现他的做法已经认为,思想是成功的关键,思维更是成功的关键。

  而且不止这一家公司,你说日本日产在1999年聘请了法国人戈恩做首席运营官,为什么呢?因为戈恩一样带来新思维,在一上台之后,对日产所有员工说了一句话:你们过去的想法都是错的,从今天开始你们要形成一张白纸。这就是里面的白纸理论,你们要把过去都忘记,忘得越彻底,将来越有成就。

  为什么把过去都忘记?因为过去日产文化所积累的,是一些错误的思维,你想要应对未来新挑战,就必须得有新思维。日本人看到了思维的重要,韩国成功是靠思维、西班牙的成功靠思维,我们过去所认同的企业经营理念,必须在一个正确的思维指导之下。

  没有夕阳行业只有夕阳思维

  《财经时报》:目前外资零售巨头在中国的扩张有加快的势头,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郎咸平:按照麦肯锡的预估,3到5年之后,中国60%-80%的份额将会被外资占领。

  我们千万不要高兴,说外资占领挺好啊,服务好、品质好等等。它们所以能够迅速开分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用了一个我们不能容忍的零售倾销战略,用国际市场上赚的钱,来补贴中国的赔本扩张。

  中国零售业怎么竞争?这就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等到外资席卷中国之后,用这么一种不公平的零售倾销战略席卷中国之后,我认为外资会联合在一起,上抬销售价格、剥削消费者;下压进货价格、剥削生产者。等到那一天我们会发现,这有多么糟糕。

  《财经时报》:有舆论认为,中国目前夕阳产业过多,导致竞争力受限,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郎咸平:想想看,中国还有没有非夕阳行业?回答我一下。除了所谓几个小型IT跟医药制造、遗传工程之外,你们所见到的行业,我看包括媒体都是夕阳行业吧,怎么这么多夕阳行业啊?

  为什么全世界的夕阳行业都在中国啊?那么这跟你企业家浮躁个性都很有关系的,一个浮躁的团队看什么都是夕阳。这就是我讲的一句话,说不定中国根本没有夕阳行业,都是夕阳思维造成的。

  《财经时报》:如何克服你说的“夕阳思维”呢?

  郎咸平:三星是高科技公司,LG是夕阳家电,我给你一百块钱,你投资在这两个公司,一个是高科技,你喜欢的;一个是你看不起的夕阳行业,你会怎么做?把数据给你一看,你会发现,2003年跟2004年,LG和三星的资本回报率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你投资一百块,投资在夕阳行业的回报率,和投资在IT行业的回报率是一样的。

  那么再反问你一句话,哪一个是夕阳行业?这是我所提出的实际证据,没有人提出来过。原来夕阳家电到了我们中国人手里,变成夕阳行业,到了韩国人手里就变成新兴产业。

  《财经时报》:我注意到你的一本著作名字就叫《思维》,是否你特别看重战略思维对于企业的作用?

  郎咸平:它是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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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29

对于最近诉讼两记者的事件,看到的回应之中,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是以下这一篇文章,特此转载。另外,当事人之一的翁宝的链接在下面。

http://wengbao.blog.sohu.com/

舆论公敌
 
By [ 吴**** ] &nbsp2006-8-28 12:59:06

前几天,听说第一财经日报的翁宝及一个记者被郭台铭的富士康公司要求索赔3000万元,我还开玩笑地给秦朔发了一个短信:不知道你要分摊到多少呢?


一向缺少幽默感的秦朔当即回复,他说记者手中有确凿的证据,并恳请我可否写一点评论什么的。


第二天,看到富士康动用诉讼保全的方式冻结了翁宝和王佑的财产。我这才相信,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了。


中国传媒记者一直在一种十分恶劣的环境中艰难地生存着,即便是在商业界,舆论的权柄已经日渐落入资本及寡头们的手中,在这样的时刻,第一财经因一则报道而被要求天价索赔,便显得十分的耐人寻味。


富士康在发动诉讼时,不针对报社而直指记者个人,这大概是首富及他的天才部属们密谋的想法,他们应该知道中国记者的平均年收入是多少吧,以此近似恐吓的方式来对社会公器发动攻击,我没有看到过如此愚蠢的行为了。这家我以前非常尊重的台湾公司正在走向“舆论公敌”的角色。


郭台铭在台湾被人称为业界的“成吉思汗”,这其中大抵有敬畏,也有其他难言的蕴含,他在《虎与狐》的传记中还曾自比“地瓜”和“蟑螂”,透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极其自信而又百无禁忌的不世豪杰。在我看来,他是苍狼文化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此次天价索赔,倒也自有他的郭氏气派。


不过,将这样的苍狼气派用在对付传媒上,却可能是这位成吉思汗要倾辙的地方。这位已经在自由经济世界中奋斗了三十年的企业家,不应该不知道自由社会媒体的作用与职责--他如果不知道,他的谋士们也应该告诉他了--强权,以及类似强权的恐吓式行为,已经与事实本身无关,而牵涉到作为一家公共公司以及著名人物对于舆论自由的认同与理解。


五年前,我写《大败局》的时候,尽管力求字字有出处,但是也生怕惹上官司,于是先是请了律师,其后也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图书出版,写到的企业90%与我有过新的接触,企业家们尽管心情都不太好,却都能够从理性的角度来对待我的创作。再看富士康此番的举措,却是大大的让人不齿。


我还想在这里先说一句,如果翁宝及王佑败诉,我愿意报名成为他们的后援者,要钱出钱,要力出力,责无旁贷--在这个公共事件上,成为“责任分摊者”是我的荣光。

2006-08-26

陆新之
今天的企业与市场环境,对互联网企业的CEO的要求明显以往不同,在这个周末,想到以下几点,欢迎各位补充。
首先,必然能短期获得成果。当下的CEO,都面临报表数字的挑战。虽然说CEO更重要的创建一个能把公司带到正确道路上的规划,但是,实际上,最需要的CEO,是既能产生短期内的业绩收益,最好又不伤害公司长期的运营。
其次,需要得到董事会支持。董事会掌握着支持或否决CEO的生杀大权,这个CEO没必要去挑战。当看到企业存在的问题时,CEO要及时调整,把市场变化跟企业的愿景结合,同时,这需要与董事会进行积极沟通,并获得支持。有时候问题往往发生在沟通滞后上。
再次,要建立团队。CEO是否能够持续成功,得要看其是否能够建设出一支能够良好运营的队伍。除开董事会的态度,真正建立团队的威信,才是实际的。否则只会搞上层关系,没有下面实干,那也是瞎扯。
最次,即使身在中国互联网这个“特色环境”,一个CEO,还得知道不断反省自我,问自己,是不是这个位置上最合适的人选。敢于承担责任的同时,也要舍得举贤让位。
具体例子今天就先不举出来,留待下次扩充成一篇完整的文章时候再补充吧。

2006-08-25

陆新之
最近奇虎雅虎相争,双方语言激烈,直指对方如何不堪,实为价格战广告战频频的商业界少见的骂战。
犹记得上一次爆出戴尔的邮件门事件,联想被其妖魔化,但公司负责人杨元庆也只是向美国政府发出抗议和投诉,公众看到的声明,也只是指责不平等竞争,对于戴尔的指责有限,更多是就事论事,点到为止。
再有,往时的新浪和搜狐,虽然不乏剑拔弩张之势,但是大体上论争的格局还是有底线的。
所以前两天有老友对此发出叹息,婆马控诉如同姑嫂之争,现在的IT人不如以前痛快啦。
任正非曾将叛逃到UT斯达康的“沪科”公司几个人送进了监狱,将叛逃的李一男打到投降被收购。
柳传志当年也将曾经的得力干将、现在顺驰地产的老板孙宏斌送进监狱(此案后来被平反)。把倪光南赶赶出联想,并发誓永不相见。
的确,那似乎是一个个快意恩仇的传奇。就像葛优教美国警察的话:“少废话、老实点。”
不过,对于商业竞争和角逐来说,这些事件的结果,还是多少有点过重。
套一出现在热播的电视剧的名字来说,IT企业,有过一个“暗算”时代。这里的“暗算”,取其中性意义,为“暗中盘算”之意。
正所谓,大家出来讨生活,是求财,不是求气。在商业较量之中,首先应该是击败对手,赚更多的利润,让对方亏损,让对方投降,总比将对方用现实的方式打垮要更加合乎现代商业伦理,同时,自身的成本也会少一些。所谓杀敌一万,自损三千。能够不用鱼死网破的方法去竞争,更有利于企业自身的成长和壮大。
本来,通过媒体和网站进行互相攻击对骂,并不是一件有效率和能够赢得认同的办法。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企业采取口水战的方式。例如,戴尔新管理层上任,这两天对于联想频频挖人的回应,则有点火药味道了。IT企业,大有可能进入一个“口水”时代。
二虎互骂这一次,双方公开陈述自己的理由,鸣冤之余反指对方行事不端。说实话,除了当事双方难受,对于其他所有人都不算是太坏的事情。
因为,是次双方公开PK,在公众面前互相举证,互相强调自己的道德正确,互相要说服公众支持自己鄙视对手,至少比起完全黑箱作业互相找关系出招背后较劲要强点,也至少能够增加事情的透明度,留给观众更多的信息和信号来研判双方孰是孰非。这也有点象“抹平了的世界”的一个例子。
比较有趣的是,骂战双方,在不知不觉之中的论辩过程里,都强化传播了“流氓软件”的不良后果。自此之后,流氓软件很可能成为人人喊打的厌恶性产品。
当然,就像短信投票超女和所谓民选相去十万八千里一样,这次“口水”时代的骂战客观反应出来的些微积极信号,也不改变整个事件令双方都形象受损的事实。
“口水”时代的骂战一旦持续太久,互揭内幕越多,就会导致垃圾信息泛滥,公众的审美疲劳,带来对双方更多的恶感。所以,最近双方都表示提出诉讼,付诸法律,这倒不失为解决骂战的一个不是办法中的办法。
同样,在“口水”时代,其他企业,还是应该尽量研究透商业竞争公关传播的底线原则,不能仅仅一厢情愿地希望媒介和公众只聆听自己一方的理由,尤其是沦为公开对骂,要死要活,那就徒增笑耳。

2006-08-24


陆新之


今年春节之后,我一直在参与一系列企业项目的咨询和评估,颇有感触。最近看到记者程苓峰的《中国基因入侵互联网》时候,不禁会心一笑。
文章里面轩敞淋漓地概括了管理者家天下强人统治、经理人外转资源损公肥私、VC变质造势逐利和运营手法败坏等等。
最后文章有一句很是精辟。称整个互联网产业之中,“做好人的代价越来越大;人人自危,世风日下。”事实上,“流氓的人加流氓的公司加流氓资本,形成一个流氓价值链。”这种危机不能说不存在。
此文刊发于《中国企业家》杂志,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是一本始终站在企业立场,支持与同情企业家为主的媒体,而此文虽然没有直接点人名,但是文章中所指各人,几乎呼之欲出。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感,倒是煞费苦心。
企业的环境,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环境的对应。急功近利等以短期利益导向的思维,充斥在中国的企业界。不仅是IT行业,其他行业,同样有着类似的问题。而令人担忧的要害在于,互联网行业和普世商业价值观接触最紧密、管理层大都有着国际化企业的运作经营背景,却如此不知自爱,与血汗工厂和减肥产品企业一样犯着现代社会的低级错误,殊为痛心。
回看这十多年来,中国企业的经营环境是比较有利的,但是,这些条件在全球化背景下已发生了改变,竞争不仅来自于中国,也来自于全球很多不同国家的企业。随着市场的开放,原来一些保护本土企业的因素正逐渐减少。因此,互联网行业之中相当多的从业者感受到了压力,这种焦虑感,有时候能够成为持续变革和二次创业的动力,但是,也很可能演化为企业惰性导致短期行为。
根据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裁谢祖墀博士的归纳:中国企业会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来自于以下五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越来越健全,整个游戏规则正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其二,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企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国际化挑战;
其三,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造成的全球资源的重新分配;
其四,中国一些市场发展减缓,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其五,企业自身的生命周期的演变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所以,互联网企业们出现劣币驱逐良币,部分原因也在于它们正面临一个变化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这个时候,企业文化薄弱、建基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的互联网企业,如果对于未来缺乏方向感,缺乏有凝聚力的价值观,自然会显得更加脆弱和动荡,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裁员风波后遗症特别大、企业之间相互激烈骂战。
所以,只有互联网企业们自己才能够救自己。他们面临的选择无非如下:机会主义与理性分析、粗放型与集约型、模仿型与创新型、从上而下的伦理关系与全面的团队精神、以人为本的伦理关系与以制度为主、至高无上的领袖与领袖成为推动型教练、传统伦理的价值观与以诚信、顾客、股东价值为基础的价值观。
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创始人和管理层,只有在以国际通行的企业价值观为原则,保持开放的心态,坚定革新现时组织和文化的决心,制定更有前瞻性的企业战略,培养企业变革的执行力,才有可能使自身未来持续成长。
而稍微悲观地看来,在未来的10-20个月,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就好分出高低。相当一批现时曝光率高的企业,会被市场无情地淘汰。

2006-08-23

陆新之
最近《世界是平的》很热,连娱乐味道十足的地产商人老潘也不断推荐。我看世界未必很平,但是在互联网上的流行话题才是最平的。其实作者也就是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全球化已经不是这两年的事情,而且看过他之前的作品的话,对于《世界是平的》就不会这么HIGH了。
出版于1999年《凌志汽车与橄榄树》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对全球化的基础奠定。在他的观察体系里面,全球化的概念及其重要,几乎成为了一种取代冷战体系的国际体系的描述。
凌志汽车的生产线高度机械化与精准化,生产的是豪华轿车,所以被用来代表现代化。橄榄树代表的则是人们的根源,包括种族、宗教、国家、社群等,所有能为人 们带来归属感的事物。在全球化的现代,两者常常处于竞争关系,主要是因为“凌志汽车”背后所代表的跨国、同质化、标准化的市场力量与科技足以压制所有的 “橄榄树”。然而,作者认为,在两者之取得平衡,才是全球化得以继续发展的方法,因为没有“凌志汽车”国家无法成长,没有“橄榄树”则视丧失一立足的根, 不能长久。
对比刻下摘引《世界是平的》之中片言只语的结论来强化和夸张“平”的杀伤力的时候,更能感到《凌志汽车与橄榄树》一书里面较为平实的描述更适合这个浮躁的年代。毕竟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中国还是处于后面的,有时候不能太急于当自己是比尔盖茨或者伊梅尔特。


国际化之路如箭在弦


当然,托马斯·弗里德曼强调全球化的浪潮,是一个赢家通吃的游戏!他以一个记者的热情观察判断,在这个游戏中,有能力与才华的人能拥有全球市场,而稍微不如者只能拥有本地市场,这使得贫富 差距被拉大,而在信息越发达的同时,这种不公平的差异也就显得格外刺眼,易于引发贫穷者不满的情绪。但是,已享有全球化成果的人不可能摒弃之,圈外人不管 愿与不愿,只能加快脚步,遵守这套游戏规则,才不会被抛在后头。
而对照联想和TCL的国际化之路,虽然有所反复,但是,仍然是大多数希望持续成长的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科技产业,未来成功的企业很难不是国际化经营的企业,现时能够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企业都走过了国际化之路,而且这条路是没有一帆风顺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将没有一隅可以偏安。在可见之未来--五年,或者十年--竞争对手逐步用全球的资源,全球的规模,全球的竞争力来与一个区域的企业来博弈,中国企业欲求自保固守本土市场的概率很低。当然,国际化之初,企业们遇到很多挫折和挑战,这些挫折和挑战有时异常残酷。这就迫使这些企业反思、转型。他们必须严格的审视自己,哪些失利是不可避免的,哪些是他们自身的原因。其实,目前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国际化本身带来的,而是自身问题的充分暴露,国际化只不过是一面镜子让我们更清醒地看到了我们在全球竞争中的差距。

2006-08-22

支付宝的价值营造


陆新之


6月底,eBay股价一度下跌,因为人们猜测,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谷歌(Google)即将公布一款新型网络支付系统的测试版,与在线拍卖网站eBay利润颇丰的支付系统PayPal展开竞争。
市场对谷歌推出新型支付系统的预期已有数月之久,此举恰逢该行业剧变,全球一些最大的互联网公司纷纷调整战略,以便更好地与谷歌竞争。
这项名为Gbuy的支付服务,标志着谷歌最新的业务扩张,进入传统上由微软(Microsoft)、雅虎(Yahoo)和Ebay等企业主导的领域。
而7月初,eBay旗下已然成熟的Paypal在线支付系统部门总裁杰夫·乔丹(Jeff Jordan)将离职。分析人士称,人事变动加上Google新型在线支付系统的威胁,将使Paypal业务面临内外双重压力。
事实上,Google支付的运行速度、易用性和费用等指标,被认为都优于Paypal,这一方面体现了Google的产品开发能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Paypal缺乏新意。幸好,Paypal目前账户持有人达1.5亿,并保持着该业务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
而在国际支付系统的暗斗之中,支付宝在中国的出现,显然是很有价值的战略布局。
2003年5月,淘宝网站上网;2003年7月7日,阿里巴巴宣布淘宝为自己投资的C2C网站;2003年10月,支付宝投入使用。但是很快,支付宝就脱离淘宝,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
值得关注的是,从一开始,阿里巴巴系的掌门人马云就没有想让支付宝成为淘宝的一部分。他想解决的是整个国内电子商务中的支付问题,而不是仅仅想给淘宝找一个支付的解决方案。所以支付宝必定是要从淘宝中脱离出来的。脱离淘宝,支付宝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支付宝是一个经过银监会批准的第三方担保公司,它的资金流转是受到银监会监控的。支付宝客观上对建设中国一直缺失的信用体系做了具体的基础工作,此种努力值得肯定。
支付宝的价值,首先体现在通过这样一种第三方担保的形式,支付宝在每一宗网上交易中起到了一个解除买卖双方心理负担的作用,使买卖轻松地得以进行;不过它更重要的价值还不仅仅体现在一宗交易上,通过降低每宗交易买卖双方的信用问题,支付宝更重要地解决了网上小宗交易的最核心障碍,使这种方便的交易形式中最瓶颈的部分得到基本解决,从而扩大了网上小宗交易的可适用程度。
最近内地的银联系统,有很多激怒消费者的短视之举,被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打破国外垄断,不能靠内地垄断来完成。银联系统以其体制顽疾,一方面是服务态度欠佳;另一方面是技术意识落后,未来也难当大任,事实上,支付宝已经有信用认证的功能,如果此举能够继续完善和拓宽市场基础,则大有可能成为一个中国的信用组织。对于万事达和维萨两大信用卡系统,未来在中国,不能忽视支付宝这个利器。
当然,要发挥支付宝这个设计的潜在价值,目前来看,关键的前提就在于它必须迅速做大。就现在而言,虽然它已经有了一两亿常驻资金的规模,但这个数额分布在将近十个它的银行合作伙伴手里,因此对于每一个银行来说,它都还不是一个大到可以和银行谈判的对手。为了达到那个水平,它至少应该成长到现在规模的几十倍乃至上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