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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29

http://album.sina.com.cn/pic/5919387002000f8j

出品人和编剧,值得获得掌声。很生动的一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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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很用心,表演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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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拗口的对白,三个多小时相当不易!


现场用莱卡R镜,手动聚集,手动曝光。

2006-10-28

陆新之

  中国经济正在加剧转型,如家这一类企业,其实很有发展潜力。它既不同于资源能源垄断型企业,又不是所谓的新经济概念,而是相当务实的服务产业。

  以前常说中国的制造业水平落后,科技研发水平不行,其实中国的服务产业水平可待提升的空间也很大。去完华北的城市,再到北京住酒店,你会觉得已经好很多;再去上海商务旅行,你又会发现比起北京强很多。到了香港衣食住行,你又会感到上海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如家这种低成本提供足够的便利的企业,能够切实提供当下消费者需要的服务,在中国市场巨大。某种意义上,其良好的财务管理能力,比起工商银行等等更有投资价值。政府应该考虑让更多这样的公司在内地上市。

昨天晚上去了看《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首映,三个多小时,20个演员,大段相当时政类的台词,甚为难得。


因为VIP位置,就是一个枕头芯坐着,腰都直了。


整篇的基调偏中左,但是也值得一看。  


最后的三分钟结尾有点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实际上,结束在“清理城市垃圾”和“迎接奥运”那几句台词之后就最好。不过那样的话,估计这个戏就没有办法通过演出了。


散场出来的时候,有高人忽然曰,这个戏,改成MP3播放,影响效果会更好。
有点道理。


演出时间:10月27日至11月19日,晚19时30分(每周一、二休息)


  演出地点:“9个剧场”之TNT小剧场


  票 价:80元(普通) 40元(学生) 180元( VI P票)


  电 话:010-85996011


  地址:东三环京广桥东小庄路口,朝阳区文化馆三楼

2006-10-27


2006-10
 

“法律剪刀差”这个词是我生造出来的,肯定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之所以要生造这个词,是因为不如此就难以概括下面要讨论的现象,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中似乎在出现一种迹象,即法律的施行,在上层与下层、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开始出现明显的适用标准的差异,而且社会地位的位差越大,其标准和结果的差异也就越大。


我们还是从一些具体案例的讨论开始。


最近几年引起人们纷纷议论的问题之一,是对贪污腐败现象的量刑越来越轻,而且似乎出现了一个规律,即到死缓就打住。有人整理了一份2004年之后的贪官量刑表:毕玉玺,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1304万元,死缓;田凤山,国土资源部原部长,503万元,死缓;韩桂芝,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省委原副书记, 736万元,死缓;丁云,云南红塔电视台原台长,446万元,死缓;李友灿,河北省外经贸厅原副厅长,4744万元,死刑;温梦杰,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科技处原处长,1505余万元,死刑。在上述案例中,除一个处长和一个副厅长被执行死刑外,几乎无例外地被以死缓的方式免去死罪。


而最近两个最惹眼的案例,一个是曾先后任汉口火车站站长、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的刘志祥,今年3月16日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贪污罪等,其个人实得现金及物资折款折合人民币超过1500万元,其判决结果被人们戏称为“死刑+无期+有期+无期=死缓”;二是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在1997年至2001年5年中,贪污、挪用公款高达1亿6000万元,一审判处死缓。在这两案中,其数额远远超过了以前被判死刑者,然而,在种种理由下,两贪官都得到从轻处理。


此种现象不仅表现在贪官的处理上,同时也表现在其它案件上。最近的一个事例是,海南国信控股集团总经理盛进驾驶假冒部队号牌小轿车,在海口市滨海大道撞飞一辆摩托车,造成两死两伤后逃逸。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日前一审判处盛进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重罪轻判的理由是,盛进逃逸后在压力下主动投案。类似的案例还有许多。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重罪轻判的理由。从目前看,轻判的理由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个案性理由。比如,在盛进交通肇事案中,“驾驶假军车肇事”、“撞死两死两伤后逃逸”、“被警方认定为盛进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等,都是构成“从重从严情节”的要素。而所谓主动投案,则是在海口467名警力的昼夜巡查背景下发生的。而刘志祥案轻判的理由也是同样蹊跷。宣判词中说,“刘志祥犯罪金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恶劣,后果极其严重。被告人刘志祥在本案中能主动交代自己贪污、受贿的犯罪事实,并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赃款赃物全部追回,具有自首、立功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要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然而仔细一看就不对了,案发前刘志祥一直在包庇违法犯罪者,何来检举揭发他人违法犯罪行为的“立功表现”?更重要的是,刘为何要雇凶杀人?所杀者为谁?原来被杀者高铁柱当时正准备与他人一起到有关部门举报刘的违法犯罪问题。将这些事情放在一起来考量,自首、立功一说不禁让人产生很大疑问。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前的袁宝璟三兄弟雇凶杀人案,曾提出要向国家捐500亿元,而且也要检举他人,却都没有保住命。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更具有制度性含义的理由正在形成,并显得理直气壮。有人论证说,从法理上讲,死缓也是死刑的一种,只是在执行方式上有所区别。还有一种似乎论证得更为充分的说法是,死刑并不能产生更大的威慑力,或者废除死刑是一种国际潮流。实际上,这些理由都很难构成对这里讨论问题的答案。首先,死缓犯因故意犯罪被执行死刑的情形十分罕见。因此,“死缓”与死刑相比,可谓一生一死,天壤之别;其次,即使上述理由都可以成立,废除死刑为何一定从有权势者开始?再次,立法和执法是一项相当严肃的事情,无论人们在讨论中论证出何种观点,在相关法律没有正式修改之前,都只能按照原有法律执行。但我们看到的是,在有关法律并没有修改之时,对贪官的死刑就已经基本上被废除了。


然而,在对权势者重罪轻判的同时,对一般民众或弱势者“从重从严”执法的现象却屡见不鲜。今年3月26日,由于患白血病的孙女无钱治病,60岁的滕自英老人乘坐长沙到石门县的火车回家时,捡了28只乘客丢弃的空塑料瓶子,却被铁路派出所以违反“不准在火车上捡垃圾”的内部规定要拘留5天。后来其女婿交纳了400元保证金和175元食宿费用后,老人才被放出来。此种倾向也发生在强弱之间的矛盾中。比如,拖欠农民工工资是举国关注的事情。在如此大面积工资拖欠中,很少能看到法律在其中起到什么有效作用,但农民工因为讨要工资行为不当或过激而被法律加以处罚的则大有人在。最近一个案例是,一个从江西瑞金农村到增城打工的农民工曾水林,为了给工作时受伤的弟弟治病,向他的老板讨要拖欠的 5000块钱工钱被老板多次耍弄,钱没要到,却在今年3月1日被欠薪的工厂老板从增城支到番禺的分厂去要钱,可怜的曾水林因为口袋里没有钱坐车,徒步3天风餐露宿从增城走到番禺,结果,被欠的工钱依然没有讨到。绝望之下,曾于3月3日和3月5日,两次爬上番禺的公路桥栏杆准备跳桥自杀,却两次都被成功解救而没有死成。结果因影响正常交通,而被处劳动教养1年。而南方某市警方则以讨薪农民工为假想敌进行演习。


在《势利,正在损害着公正性》(见《经济观察报》10月9日第36版)一文中,我曾讨论过势利与政府超越性、公正性的关系。在此同时,我们更要警惕法律的势利。我们要指出的一点是,政府与法律的势利不仅来自市场因素,也来自某些固有的观念,如对社会成员按照所谓重要与不重要、先进与落后进行区分等,还有所为服从大局等。前一段国家乒乓球队队员孔令辉醉酒驾车肇事。按照相关交通法规,醉酒驾车要处拘留若干天的处罚,但孔却被提前结束拘留。理由是其工作重要离不开。中国乒乓球队领队黄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并不否认醉酒撞车的就是孔令辉,但他强调,现在一切应以北京奥运大局为重,“中国乒乓球队目前正处于稳定的备战阶段,我希望媒体为中国乒乓球队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应当说,这里所体现的逻辑,即对社会成员按照所谓重要与不重要、先进与落后进行区分,这势必会产生一种身份特权,也是导致社会成员不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原因。

2006-10-26



引子

四周是黑的,像一个深渊。

王炼利拉亮了楼道里所有的灯。宿舍楼里寂静无声,中华造船厂的职工们都回家过年了。除了她。

王炼利把堆在桌上的书移到一边。摆上一碗米饭、一盘红烧肉、一瓶白酒。

月光透过窗户,映照得满屋凄幽。

无意间,她看见镜子里的自己。她把一缕光亮浓密的头发从前额上拂开。那眼睛是深黑而明亮的。她喜欢自己的眼睛。她觉得它们很好看。

她拧开酒瓶盖,为自己斟了一杯。

“王炼利,今天是大年三十,你不要哭,等到将来你有好日子过了,不要忘记今天”,她用平时讲话的声音对自己说。然后,一饮而尽。

那天是1979年的除夕夜。



2003年6月,《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仲伟志上网查资料。他要撰写一篇关于上海房地产的报道。一篇题为《希望与危机并存的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文章引起他的注意。观点深刻而尖锐。作者署名王炼利。他引用了“这位学者”的一些观点。不久,仲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王炼利在邮件里说,“仲记者,我不是什么学者,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退休女工。我也不是什么‘老师’,我的“课堂学历”只到初中二年级,我是老三届中的67届初中生,我所有的经济学研究都是自学的,我曾经被人视为‘精神病’整整二十年……”

……

2005年的7月20和21号,我坐在王炼利家的客厅里。沙发、书柜、缝纫机,有平面的地方占满各种资料和杂物,纸箱、皮箱一直堆到天花板,不到十平米的客厅局促而凌乱。墙上挂着毛主席和她儿子女朋友的照片。墙纸早已泛黄褪色。

“如果不是你执意要来看看,我是根本不敢把任何人请到家里来的。”她无奈地说。

“条件太差了,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20年前什么样子现在就是什么样子,只是房子更加破旧了”,她从冰箱里取出一筒大雪碧,给我倒了一杯。

她找来很多照片,有的放在信封里,有的裹在塑料袋里,有的装在相册里。大都是她年轻时的照片。她照相时不戴眼镜,把它握在手里。眼睛好看的人都不喜欢戴着眼镜照相。乌黑的长发剪短了,染成栗子色。那样白头发冒出来时看上去不会那么明显。

她今年52岁。



时光回到半个世纪前。在一个叫做“洪福里”的弄堂里住着11家人。王炼利家住二楼。她家有一个十平方的晒台。四周围着方颈圆肚的花瓶状石栏杆,不疏不密的间隔恰好能容下她的脸盘。四下里是些低矮的民房。远处是上海大厦、海关大钟和和平饭店的尖顶。视野极为开阔。

王炼利喜欢呆在晒台上。她常把脸贴在栏杆缝中,羡慕地看着楼下玩耍的小朋友。她像所有小孩一样,渴望到楼下和其他的小孩一起玩。但她不能。

“楼下都是野孩子,你以后要当淑女,不能跟他们玩,你得在家念书”,即使在上学前,她就这样被父母要求着。

父亲在著名的康元印制厂工作,是高级制板师傅,曾被国民党的飞机接去重庆刻过印金元卷的板。解放前,她家就有电风扇解暑,能拿龙虾当早点。三年自然灾害时,父母把金条卖了换高价点心给她吃。父母很疼她。她家生活不错。尽管有些孤独,但她从来没吃过苦。

在她记忆里没有不识字的时候。她从小习惯一个人躲在家里读书。先是母亲的越剧唱本,然后是小说。第一本小说是《青春之歌》。那时,她小学二年级。她喜欢上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发誓要做林道静那样的女革命家。

儿时的记忆是幸福的,直到小学五年级的一天,她发现了关于她身世的那个秘密。

那天下午,她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家。母亲正在整理抽屉。一个信封掉在地上。母亲迅速把这个信封收进抽屉。王炼利从小有个习惯,只要是文字的东西都喜欢看。她看见信封上的那几个字——“上海市公证处”。

从母亲慌张的神情和那几个字里,她隐隐约约感到这个信封里有一个跟她有关的秘密。

母亲下楼后,她从抽屉里找出封信,藏到衣服里,跑到晒台上打开。里面有她的小照片,有一封公证书。

就这样,她知道了亲生父母的名字,知道自己是“抱来的”。

她突然明白,为什么父母从不许她跟弄堂里小朋友一起玩,为什么父母比班上同学的父母都要老很多。

她突然明白,父母成了她的养父母。

她想知道她的亲生父母在哪里,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要她。

谁都知道她是别人不要的孩子。但没有人会说。

心怦怦地跳,她很害怕,想哭却又不敢哭。她不敢让养父母知道她知道了。

她偷偷把信放回抽屉。她把秘密埋在10岁的心里。



王炼利从冰箱里取出些冰块,放在我喝了几口的雪碧里。

“后来我才知道生母是在土改时遇到我生父的。她从农村跑到上海我姑姑家做佣人,我的祖父那时候是洋行买办,我父亲算是公子哥,上海叫‘小开’。那时候,凡是少爷玩的东西,他都玩。我生父后来去了美国。1989年,我找到了他,第二年他回国看我,我36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我父亲在 2000年去世,我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在美国,但从来都没有联系。他们觉得我是少爷和佣人的非婚生小孩。是耻辱”,王炼利眼睛直勾勾地朝前看着,太阳在一道白云后面黯淡下去。上海的天气闷热而潮湿。

丈夫姓施。他们在1977年经人介绍认识。那时候,世界名著看得多是件时髦的事情。他发现她读了很多书,便对她有了兴趣。两年后他们结了婚。

她决定嫁他是因为他不在乎她曾受过批判,他决定娶她是因为他知道她受批判是因为看书。他喜欢看书的她。



王炼利喜欢抄书。

她抄李白、杜甫、高尔基的诗歌,抄毛泽东的书中的成语故事,抄鲁迅文集……

1969年,她把自己抄成了“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典型,被中华造船厂公开批判。那年,她十七岁,进厂工作不到一年。

“她会放毒,你们不能跟她接触。”团委对车间里的青年工人说。她想不明白,居然连抄毛主席书中的成语故事也能抄出“修正主义的毒”。

她记得那次“审讯”。

“你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什么不好好学习著作,而去学这些成语典故?”批判她的人问道。

“荒唐,毛主席写的所有东西都值得我们学!”她大声地回答。

“你已经到了推一推拉一拉的边缘!你必须像竹筒倒豆子一样交待问题,不能像挤牙膏!”

“你们这是对‘一打三反’的阶级敌人说的,我绝对没有到这个地步。我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我不是阶级敌人。毛主席说,如果把同志当成敌人对待,就使自己站到敌人的立场上去了。你们把我当成阶级敌人来对待,那你们的立场到哪里去了?”

“你年纪这么小,嘴巴这么老,你的问题非常严重,你必须写检查!”

“我没有问题!”王炼利的牙咬得紧紧的。

她绝食三天以示对“批判”的抗议。

很长时间里没人敢跟她说话。一系列的机遇与她擦肩而过。

1972年,她希望换个环境,与一个上海水泵厂的工人对调。办手续时,党支部书记说:“她能说会道,长得蛮漂亮,调出去会迷惑人,我们要对人家单位负责。”

1974年,全车间工人师傅推荐她上大学,车间门口贴出红榜,名单却不上报。理由是:受过批判的人怎么能上工农兵的大学?出红榜是为了照顾老师傅的情绪!

1975年,张瑞芳带队到厂选电影演员,在劳资科看到她照片后要见她,领导说,“她上夜班很辛苦,算了吧”。

1977年全国首次恢复高考,她高分通过录取分数线。她的体检卡上却赫然写着:“68年患过精神病”。

精神病?!一个莫须有的“精神病”。梦魇一般。整整二十年。



中华造船厂有5000多人。厂子大了,难免有些轻薄之徒。他们总想在她身上讨点便宜。她漂亮,又没什么亲戚朋友。可他们总是一鼻子灰。她性子“比火还烈”。

18岁时她腹腔肿瘤开刀。出院回厂后,她发现人们看她的眼神怪怪的。

“她子宫拿掉了,不会生孩子,想男人想疯了,想成了精神病”,颠来倒去就这几句话,已经在这个工厂里沸沸扬扬传了开去。即使是不知道她名字的人也都知道厂里有个挺漂亮的小姑娘“想男人想成了精神病”。

蚊子咬了人,还嗡嗡叫。这个故事,有文化的人和没文化的人都接受了。她抱定了宗旨不跟任何人解释。她知道解释也没用。哪个精神病人会承认自己有病?她一个姑娘家,又怎么向别人解释自己是有生育能力的呢?

连同班组的女工们有时也会围住她,用手指指着她,一勾一勾地说,“咦,王炼利,咦咦,王炼利……”像逗一只小狗。

那是她最熟悉的一条马路。从宿舍到工厂。路不宽,一站地的距离。她走了十七年。

她记得那天下午,她像往常那样走着这条路去上班。一个男的从工厂里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交错的一瞬间,他朝她脸上吐了一口口水。

“想男人,哈哈哈”,那人头也不回地迅速消失在这条马路上。

她掏出手绢,擦干了那令人恶心的液体。脸上发烫,身子却冷得打颤。抬头望望天。蓝天凝结得那么严酷,连一些皱褶也没有。她觉得浑身骨骼都脱了节。有些受不了。返回宿舍,倒到床上。突然间,号啕,颤抖,煞不住那呜咽的声音,一声响似一声,憋了许久的怨恨,借着枕头的柔软尽情发泄出来。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她必须发泄出来。否则,她就真的疯了。

她想起自己的初中语文老师。一个干瘦而腰板始终挺得笔直的老头。1966年那场风暴来临时,批判他的大字报一张没有。他中庸,从不参与任何派别,不卷入是非纷争。他度过两年多的太平日子。一直到有一天早上,他以“逃亡地主”的“身份”被揪出来。那天,他穿着长衫,头颈挂着一把算盘,站在学校大礼堂台上,任人打骂,丝毫反应也没有。

当天晚上,他给家人留下一张“我到黄浦江去了”的条子,去了。

她不会“去”黄浦江。在那些被内部清醒和外部谣言夹攻的日子里,她通读了马恩四卷、列宁四卷、《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她喜欢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她知道了希腊神话,知道了歌德、浮士德……

“熬下去,总有出头之日,未出头时,多读书,拓宽知识面,调整知识结构,以待时机来选择我。不能向命运屈服,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不会,永-远-不-会!”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文革结束的消息从《美国之音》里传来。文革后期,一些人开始悄悄躲在家里“听敌台”了解外面和里面的世界。消息并不令她震惊,她早就觉得四人帮搞的那一套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她感觉自己的光明来了。

她错了。厄运依旧在她生命中游走。人们忘了她曾被批判过。人们只记得她是个“精神病”。

1985年,她上万言书到船厂党委,党委作为解决文革中遗留问题的特例让她换了个船厂。不过,对方厂提出中华船厂要接受他们厂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才能接受她。好在一个了解她的原团委书记刚当上劳资科长,他接受了这个条件。王炼利调离了折磨她十七年的中华船厂。

她终于到了新的环境。但一星期后,“精神病”的传闻又像瘟疫一样蔓延了进来。好在她在这里毕竟是个“新人”。一年后,“王炼利”同样在这家新厂里出了名。她获得该厂思想政治工作论文大奖赛一等奖和为振兴船厂献计献策大奖赛一等奖。

1988年,她开始从事工程预算。她从图纸都看不懂到能完成土建、电气、管道等一系列预算工作,全靠自学。她自学学完了高等数学,用数理统计法写出专业论文《论高层建筑的混凝土含钢量》。她始终记得列宁的教导:学习、学习、再学习!

她踏上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轨迹。她不再是“精神病”。从18岁到38岁,整整二十年。



王炼利家住在六楼。那是上海港务局的家属楼。丈夫的房子。从1982年春节搬过来算起,已经23年。外出时,碰到邻居,她会朝他们点头笑笑。她没有和他们聊过一次天。原来忙上班、学习,现在忙着搞研究。每天,王炼利总是来去匆匆。

“早在70年代,我就知道有一天会有记者采访我,但没料想到52岁才有人来”,王炼利笑了笑。

她是通过互联网进入人们视野的。

2002年9月,她从外地回来。朋友告诉她,现在上海房价涨得厉害。她凭直觉感到报道中那些所谓的涨价理由“都不是理由”。她觉得经济学家们都在为房地产商们“说话”。她开始查阅大量公开资料,两个月后,她写出《希望与危机并存的上海房地产市场》,把文章发到网上。她出了名,成了“上海地产论坛九大思想者之一”。人们把她视为为弱势群体呼喊的学者、教授。人们开始叫她“王老师”。

她喜欢“老师”这称呼。她喜欢智力劳动所带来的成就感,就如同她不喜欢被当成一个初等劳力挑挑拣拣一样。她知道自己身份低微,从未想过要和那些经济学家们分庭抗礼。她尊敬他们,也觉得他们没什么了不起。如果不是命运捉弄,她早就和他们在一个平台上对话了。现在,她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王炼利现在每天都很晚回家。从今年春节开始,上海现代管理研究中心委托她做一个“金融危机离我们有多远”的研究报告,并借给她一间办公室。她觉得这是对她的极大信任。为此,她至今没跟他们谈论报酬。



临行前,我为王炼利拍照。结束后,她走到镜子前端详自己。

她像所有爱美的女人一样关心自己日益凋零的容颜。她摸摸自己的脸。曾经雪白而紧崩的皮肤,已经布满皱纹,而且松松垮垮。她最漂亮的时候,是她人生最灰暗的时候。漂亮不但没能为她争取来幸福,反而成了她开始梦魇的地方。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打算去整容。这也许能让我的心态平衡一些,很多跟我同年龄的人,看上去比我年轻得多。我心态有点不平衡”。

她转过身,长长叹了一口气。

2006-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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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街头

2006-10-22


 

这就是香港人常说的天台。

2006-10-21


 

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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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现在听到都难,能做到的物业公司就怕更不多了。

2006-10-19

#isubb#章东磐

好象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语文学习《狼来了》的那一课。那其实是记忆深刻的一节操守课,课文告诉当年全中国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千万别撒谎,尤其不要当众撒谎,一旦撒了谎,后果就是在你真需要的时候,没人出手相救。除了羊被狼吃光的实例,那课里实际把规律也铸入了无数幼小的心灵,谎话说到多少次别人就不信了呢?三次!凭你哭爹喊娘,说这次狼真来了,别人也再不会信你,哪怕你纯真的貌似孩子。

本以为这个谎话不过三次是人类共同的准则,不幸的是,在我们这一代成长的时候,见识了我们民族恐怕是空前的谎话。

全文请见:http://blog.sina.com.cn/u/4aa397570100063h